文/温应昌
莞中百年庆典过去一个月了,一个承诺驱动着我的心。
我答应过革命老同志杜娟,要把一段实事写出来。
为的是对不幸者的抚慰,对那不幸年代的反省,对当今清明的宣赞,对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人们的称颂。
(一)
学校领导分配我写从解放到文革结束这段莞中校史。这是一个复杂而又非常敏感的年代,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始了我的采访。
一天,我轻轻地敲开李浩棠老师的家门。
身材高大、行动稳重、满头银丝、目光睿智的八秩老人接待了我。落座,问安,述说时间之迫,使命之重,资料之缺,落笔之难……之后,我惴惴地:“五七年被划右派的老师——”
“都是些有才华的老师!”忽然提高了八度的声调几乎吓我一跳,我还未从惊异中回转过来,“反右中我是个打手!”
石破天惊的一句话使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是有备而来的。在先访问了反右期间好些知情老师之后才登当年反右核心组成员、副教导主任李浩棠老师之门。
推诿、闪烁其辞,忽然健忘……对这些我都有思想准备,而眼前这位老人的话竟如此直接坦诚,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对不起他们!一想起这些同志,就很内疚。这些人都是好同志,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只是提了些意见,就抓住人家的小问题,扣上‘右派’帽子。……当时我入党不久,又提了干,政治热情正高……以为这样是保卫党……”老人陷入深沉的回忆,极大的痛苦笼罩着他的脸,眼眶里闪着泪光。翕辟的双唇重复着“我一想起他们就深深的内疚。”沙发上的他弯下了腰,仿佛有一副沉重的担子压着他的双肩。
(二)
在静穆中,四十五年前我在莞中读高中时的一幕清楚地回到了我的眼前:
一九五八年,春寒料峭。新学期伊始,在团委的布置下,好几个教室里传出了雷鸣般的吼声。
那节我们班是上数学课,区世焯老师进教室了,高瘦的他步履蹒跚,正要踏上讲坛,一个炸雷爆发:“区世焯,低头!”他吓得把脚缩了回来,车转身子,顺从地面向着学生,低下了头。
“你是什么人?说!”
“我是右派分子区世焯。”
“为什么当右派?”
“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你是不是人民的敌人?”
“是,是,是,我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我们的枪炮实在也没弹药,空吼一阵之后,大概“长人民志气,灭敌人威风”的目的已达,就要他“服从监督,老实改造”。
被杀了下马威的“右派”颤巍巍跨上讲台,发抖的手在课本上翻了几次才翻对了页码。从那个时刻起,风趣的语言没有了,幽默的手势没有了,准确的比喻没有了,雄辩的逻辑力量所剩无几,和谐的师生互动荡然无存。
下课钟响,深深地鞠了躬的他正要离开,又一个响雷爆出来:“刷黑板!”
“是,是。”他回过身来,刷净黑板,怅然离去……。
当天下午第七节课,团支部开了会,批判“丧失立场”、“同情右派”的李禅心:“全班同学都不给右派分子区世焯起立,为什么你一个人起立?”
当天吼声最响的人中有我,拳头抓得最紧、举得最高的人中有我,质问最严厉的人中还有我!
李浩棠主任说自己是“打手”,我呢?我呢?!即使算不上“打手”,起码,我也曾给这汩汩冒血的大伤口撒了把盐。
客厅的空气凝固了,师生相顾无言。我们可能都同时想到了那紧接着降临给他们本人及其家庭的灾难:监督、批斗、无休止的批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内疚,负罪感涌上我的心头。
(三)
老师又开口了,语气沉重得象一块铅。
“1980年左右,我在教育局副局长任上。一天,一个人到办公室来找我。我问他是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
“‘李主任,你不认得我了,我是苏灿如啊!’我大吃一惊,怎么眼前这个又老又皱又黑的人竟是二十三年前那个风华正茂,刚从广西大学毕业的帅小伙子!”
“他说,前几年从劳动改造地青海回到妻子身边,因为有右派的底子,没有单位肯接收,妻子工资微薄,一家三口难以为活,自己全赖撑船收购草木灰转售挣钱糊口。”
“听了他的话,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只希望把自己的关系转回家去。”
苏灿如老师我是记得的。他教我初二语文,上课颇有文采,记得一次讲一篇抒情性强的文章,他随口哼唱上歌剧《赤叶河》的一段歌词,“手挽筐筐下河滩,赤叶河边洗衣裳。猛抬头天上看,看见通鹅过南山。通鹅通鹅等等我,我把苦事说一说……”歌声凄婉动人,同学深受感染。苏老师当班主任的己班,干部能力特强,就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过早地进入风烛残年的苏老师的样子我不能亲见,但从李老师的描述中,那个讲课声情并茂的年青人,在我的脑中已经幻成了一个纯然的老年闰土了。
(四)
把多日调查的资料,经过咀嚼反刍,撰写这段校史时,我写成以下一段文字:
1958年寒假,莞中教工集中搞运动,发动教工鸣放,帮助党整风。初时大家心存顾虑,不够大胆,遂以虎中校长、民盟东莞主委劳岳云的大字报引路,发动大家以此为榜样,踊跃写大字报。此后鸣放渐趋热烈。不久进入反右斗争,3月,学校党支部宣布整风进入第三阶段,即“击退右派分子对党的疯狂进攻”,让师生“认识潜藏在本校队伍中的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和各种罪恶活动,在政治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当时莞中揪出9名右派分子:卢彭铿、卢国英、区世焯、梁文昭、李景欣、何乃华、黄培民、苏沃求、苏灿如。半年后,即58年暑假,县委又将党支书,副校长罗阳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中被揪出来的老师大多为教学骨干。卢彭铿是东莞教育界元老,任莞中校长达12年之久。在日寇侵华、东莞沦陷期间,他蔑视汪伪的橄榄枝。在他的感召下,一批宁可饿死,也不附逆的耿介之士,追随他率领莞中学子,转徙于香港及东莞农村之间,艰难顿蹶、苦苦撑持,直至抗战胜利。“清操厉冰雪”,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正气,其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因职务所囿,不能不厕身于国民党之中,但从未有过镇压、出卖热血青年的任何举动,反而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困难的学生,容纳和掩护革命师生。解放之后,勤恳工作,默默耕耘,为培养后辈不遗余力。卢国英老师是数学教研组长,在解放前就享有东莞数学“四大天王”之首的美誉。在教学和扶掖后进方面贡献良多,特别对平面几何的研究尤为独到。区世焯领有两个本科学位文凭,多才多艺,讲课要言不烦,语文、数学、物理、曲艺、魔术样样皆能,为人严谨幽默,深得学生景仰。李景欣解放以来勤奋进修,进步很快,在学校总结中曾着意表扬,与学生打成一片,师生关系融洽。何乃华从学校出来不久,虚心学习,也在学校总结中受到表彰,当少先队总辅导员工作勤恳踏实,正是一个有朝气,努力向上的好青年,只是平时与某些人在工作中意见不一致,再因莞中离右派指标还差一人而被拉上“右记”的末班车。苏灿如上课颇有文采,注重培养学生干部,负责教工俱乐部工作,使教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只是被一些人觉得“口花花”而已。苏沃求虽有些历史问题,但历来是教学骨干,并多次在学校票选的“委员会”中任职,可见“人望”颇高。梁文昭工作沉实,努力工作。黄培民虽有些孤傲习气,象个倜傥名士,但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毫不沾边。以上各老师只因在鸣放中对学校、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意见,即蒙上不白之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9名右派中数学科即占5名之多,实在是难以使人理解。其中几个更是新老教师“一帮一”的对子,如卢国英带李景欣、何乃华,区世焯带女婿梁文昭。如今几师徒,几翁婿一锅端,都被扣上右派帽子,真使人喟叹不已。不幸当了“右派”的老师,顿时被描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人格受侮辱,精神受折磨。部分人幸运地被留用,则由群众监督,随时被揪斗,要低头认罪,工薪大降。如卢国英工薪从104元降至48.5元,区世焯从92元降至63.5元。更为不幸者,部分人被清洗出队,有的打回原籍,监督劳动,有的发配青海,与罪犯无异,如未被弄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而能留得性命一条的,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五)
李老师当年是我的语文教员。校史(中篇)初稿拟出后,即登门从事实到文句请李老师斧正。我逐字逐句念给他听,校正了一些史实,更改了一些措词。如陈述卢彭铿校长那段,“职务所囿”的“囿”字,“厕身”其中的“厕”字,都得益于李老师的提点。
近两个钟头的念读和切磋琢磨之后,师生两人摊靠在沙发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自然地聊到了校庆筹备的事,我尽所知道的回答了老师的垂询。谈到用多种途径通知校友归宁时,同一建议几乎同时冲口而出:百年校庆,他们必须受到邀请。
次日,学校领导对我们的建议作了认真的研究。一个决议通过了:想尽千方百计把这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中的幸存者,请回学校来参加百年庆典。
(六)
九名不幸以言获罪的教师中,肯定有五人已经辞世。卢彭铿被驱赶出校,在街坊监督下,拉大板车,当搬运工,在贫病孤独中去世;卢国英在1968年“清理阶段队伍”中枉死在伯公坳上(详见《光辉历程》127页);苏沃求被清出队伍后以修钟表维生,贫病而亡;区世焯一直在莞中服务,八十年代后期体弱多病,幸亏学校体贴关怀,选院治疗,但最后还是病重身故;黄培民孑然一身,八十年代幸学校安排其生活,关怀备至,直至病终。区、黄两老师一切后事,皆由学校妥善处理其眷属亲人深为感动。
其余四人中李景欣老师是容易找的,他在常平。笔者初中同班同学曾几次拜访他。而其他三人,则线索全无。
那个以卖火灰为活的苏灿如在哪里?那个内向沉实梁文绍在哪里?那个朝气蓬勃的何乃华在哪里?
苏灿如,只知道他原籍高要,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曾送青海劳教,1980年左右撑船收购草木灰,听说妻子五十年代是个先进的小学教师。多亏了时下电信发达,多亏兄弟单位给足莞中面子,接到我们的求助电话,都表示大力协助。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先到斗门寻找,斗门教育局人事股的周同志听了我们的请求,说:“我被你们的行为深深感动,虽然提供的资料太少,但一定尽力寻访。”后来又有人提供,苏灿如的妻子好象不在斗门,而在沙湾。番禺教育局人事科的黄小萍同志为我们走访了老“人事”。终于有了答案:苏老师的妻子叫马智时,在沙湾一所小学退休,苏老师八十年代初期曾在市桥中学任教,1984年因癌症去世……
在各方热心人的帮助下,要找的几个人的地址、电话都找到了,并且都接上了头。
一封特别的邀请信拟好了。
一笔五位数的慰问款划出了。
一位信使选定了。
校长说“拜托了”,坦承给伤口撒过盐的我也珍惜这个洗赎的机会。
2002年10月中旬,学校的专车载着信使,也满载“莞中人”的真情和温暖,迎着飒飒西风和潇潇细雨,向南海、高要、番禺驶去,到梁文昭、何乃华、马智时的家去登门拜访。
当梁文昭老师看到校长以“学生何立民”亲笔签署的信函,特别看到“在过去那个年代,你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受到严酷的打击,遭受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我们深表同情……”的语句时,从座位上霍地站起来,说,“有这几句话,我无论如何,回去!”
满头白发的何乃华一见莞中派来的人,连连说,“真想不到,几十年了,莞中还想起我!”
马智时久经磨难的脸上饱含悲伤,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应我的请求,拿出了苏老师晚年(才五十来岁!)的照片,我仔细辨认,虽不是老年闰土的模样,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半点昔日的光华了。
马老师说,感谢学校,感谢校长,“但是校庆活动不准备参加了。”我是理解的,莞中是她的已亡人和他们全家的伤心地,这里有她刻骨铭心的伤痛。四十五年前,结婚没多久的苏灿如被清出莞中,怀着撕心裂肺的痛楚,离开有孕在身的妻子,被发配到荒凉的青海。他回来时,儿子已经十几岁了。几十年间,马老师与嫂子(是苏老师的同学)相依为命。真不知这个破碎家庭,在歧视的目光中,在拮据的环境下,是怎样的苦熬过来的!她的满布皱纹的脸,镌刻着岁月的风霜,但腰杆是挺直的。啊,这纤细然而挺直的腰杆承受过怎样的重担!我怀着对这个坚强女性的钦佩和祝福,离开了苏老师的家。
两天后,我刚迈进李景欣老师的家门,他笑嘻嘻地说,“你不用来嘛!打个电话不就得了……”是的,在此之前我和同学近年已几次探望他,何校长也数次登门。我说“专车特使,诚意邀请”。
五天以后,马智时老师的电话来了,除了对学校盛情邀请再表谢意之外,还说改变主意,准备来莞参加校庆活动,并征询能否与她大半辈子相濡以沫的嫂子冯弄珩同来。我激动不已。这五天的一百多个钟头里,马老师脑海中沸腾的是什么东西,是不需细问了。无疑地,莞中的温暖正在融化她心头的坚冰。我不经请示,即表示欢迎,并请她们提早一天来,还要在东莞住几天。
(七)
校庆前一天中午,忙得恨不能分身有术的何校长,还是抽身专程到东莞宾馆探望他们。师生见面,聊五十年代的学校生活,聊莞中的巨大变化,聊东莞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面貌,也谈那场运动给人带来的巨大伤害。校长询问了各人的近况,特别是健康状况,除欢迎参加校庆庆典外,一定要他们多住两天,“在学校走一走,在东莞走一走”。
校庆庆祝会后,我邀请他们到宾馆一同出席88届高中毕业生午宴,席间,学生们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为“师公”们频频举杯祝酒。下午,苏灿如老师当年学生温联璋与苏夫人马老师见了面。从这位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口中,她知道了苏老师离开莞中后,学生仍深深地惦记着他,还知道同学们听到苏老师郁劳成疾,英年早逝的噩耗,都黯然神伤。在校庆文艺晚会上,一位从北京回来,为国家立了功勋的化工高级工程师——当年苏老师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王少芬,紧挨着苏老师的未亡人,泪眼相看,窃窃交谈。何校长也过来问侯,并向多年支持马智时的冯弄珩老师表示慰问。我全程陪伴,妥善安排了他们的活动和饮食起居。
第二天,学校请他们参加了“东莞一日游”,参观了东城区、厚街镇、长安镇,当晚,学校办公室詹海潮主任还驾车带他们浏览流光溢彩,繁华兴旺的东莞夜市。学校还设法安排了何乃华老师与他当年的得意门生、现任市领导人李汉松会面畅聚。
几天的校庆活动使饱尝人间苦痛的人如坐春风,如沐春雨。虽说,语言的抚慰及两次的微薄慰问不足以涤荡他们身心上的伤痛,但他们确确实实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感受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候已一去不返了。“东莞”“莞中”这几个多年来他们不堪回首的字眼,现在已令他们倍感亲切。何乃华透过车窗,举手劳劳,依依惜别。梁文昭老师的话或可代表他们的心声:“只要邀请我,下次校庆,我一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