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段吉雄《一条河流的走向》
文/詹船海
在中国,许多人心中都热爱和怀念着一个农耕的故乡,时间当然是在过去,往往与童年水乳不分。当他们要书写故乡时,要么是关于“贫穷落后”和“吃苦受罪”的回忆,然后是歌颂和感恩“今非昔比”;或者是一种肤浅的“乡愁”吟咏,从而又赞美起过去的煤油灯和夯土屋来。
鲁迅写过故乡,那是“苍凉的天空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村庄”。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写道:“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这,写的也是农耕时代的故乡。紧承其后,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等,也是对故乡的一种书写。从鲁迅、舒婷到这些流行歌词的作者,是以“审问”的口吻谈故乡,他们对故乡又热爱又嫌弃,悲哀着、焦虑着,渴望着她从头到脚发生改变,渴望着她的现代化。
最近读了青年作家段吉雄的散文集《一条河流的走向》,发现对于故乡,他有着另一种写法。是的,这也是关于农耕故乡的一本书,而且也是我所熟悉的故乡。段吉雄老家和我外祖母家所在的村庄同属一个乡镇,那里的黑石山、洋刺和灶中的麦秸也都是我儿时记忆中的事物。我外婆家门前有一条碧蓝碧蓝、可以渡船的大河,那是丹江的支流滔河,而段吉雄所住的那个村庄,却高度缺水,有许多“吃不上水”的故事,这也是我早就看见和知道的。
在中国的版图上,段吉雄的故乡,无疑曾经也是贫穷落后的,但在他笔下,这故乡却既不贫穷,也不落后,他向我们呈现了一曲激昂的关于生存、生命和创造的歌谣;他也书写感恩,都是对于天地的感恩戴德;他肯定地歌颂着父老乡亲——那些农人和匠人的劳动和生活,但也平等地歌颂着一切草木鸟兽虫鱼的踊跃。他写着过去的烧窑、盖房、打水窖、漏粉条、弹棉花,都渲染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活”的精神,这精神有着亘古以来的强壮基因,而又向着未来无限生成。他也写了变化,但更写着“不变”,这“不变”就是那“活”的精神。这“活”的精神,当然令我们想到诸如“勤劳”“勇敢”“乐观”“奋斗”这些从小熟悉的词语,也想到诸如“孕育”“生长”“和谐”“时间”这些哲理性强的词语。此外我还要加两个关键词:一是“创造”;二是“青春”。
我先说“青春”。这其实是换一个维度解说以上那些词语。段吉雄笔下的乡村,是古老的,也是永远青春的。他写到那种过去的老屋,绝对没有“残垣断壁”之笔,有的只是一种永远新鲜的青春色。在《烧窑》一文的结尾,他写道:“不远处,那已成雏形的房屋正在等待着,等待青瓦赶紧到来,盖上屋顶,再苫上屋脊,一起书写村庄的青春。”这是不经意间对全书的点题,他写的正是“村庄的青春”。土坯和瓦是青春的,红薯和红薯窖是青春的,而农人和匠人、父母和母亲,也是青春的!他如果写到更久远的草房、碾子和水车,肯定也是青春的,一如它们初被劳动人民发明出来那样!
再说“创造”。青春源于创造力的勃发和可持续性状态,这是劳动和生活中的创造。“创造”和“青春”是一块金币的两面。
集中的《棉之舞》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篇什之一。段吉雄居然能把弹花匠的劳动还原得那么完全和逼真,而又书写得那么大声镗鞳,充满青春之力与美。没想到生于八十年代的他对村庄里的这门老手艺是那么烂熟于心,仿若亲历,这一点特别令我羡慕嫉妒。我写过一本书——《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其中也写到弹棉,但脑中影像却模糊至极,不得不向老电影去“借兵”。以后修订此书,看来要先向段吉雄这里“抄作业”了。这种“没想到”说明段吉雄的故乡确实蕴含着丰富的有着创造性的手工艺,而他从小就浸淫其中,并念念不忘、恋恋不舍,表现出写作的天分,继承了写作的家珍。他本身就有着一种青春兴奋的笔力和青春赤子的情怀,所以他总是深情地书写着“村庄的青春”。他写“棉之舞”:
“这哪里是劳动,完全是一场华丽的演出。匠人用一把大竖琴演绎着季节的更替变换,弹奏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他打破了冬天的寂静、冷凝、呆板、无趣,把春天的浪漫、夏天的激情,还有秋天的沉甸甸一槌一槌给敲了回来,村庄就在这演奏中慢慢苏醒过来,活跃起来。”
你看,他总是这么兴奋着!
“一起书写村庄的青春”,段吉雄和谁“一起书写”呢?他是和农人、匠人们一起书写着,也是和村庄里的牛、虫鸟、农具、工具、天空、风、庄稼、野菜、野草,乃至于树叶中的叶绿素、酸菜中的有益菌,当然还有那奇缺无比的水……他和这些事物一起,农人、匠人也和这些事物一起,这些事物也自成一起,然后“一起书写着村庄的青春”。所以在段吉雄笔下,动物、植物、农具、工具都像人一样有灵性、有感情,都是主体。看看这些描写:
“铁锨会一遍又一遍地劝告那些倔强的土坷垃,打破它们原有的结构,使两种性格不同的泥土重新组合,这样才不至于形成夹心砖。”“泥刀吃吃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眯眯地把这三尺长的泥墙分成了三等份。泥弓悄声而至,顺着表面轻轻掠过。”“山岗上,一畦一畦红薯正在和季节做最后的博弈,斗志盎然,绿叶翻滚。”“门口那棵苍老遒劲的老槐树稍稍扭动了一下身躯……阳光穿透浓密的树叶,热辣辣地注视着已经腾空的院子,目光里多了几许温柔。”
书中像这样的拟人化描写比比皆是。我发现,这不止是一种修辞手法,这还是一种叙事手法,你可以说这是童年的视角,也可以说这是对故乡爱到了“憶症”的程度,但确切地说,这是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天人合一的追求在文本中的诗化折射,并深度参与了文本风格的建构。这风格是带点魔幻现实和神秘浪漫的,是浓墨重彩的,是“致广大”而又“尽精微”,是360度无死角的透视,总之也是青春恣肆的,而“村庄的青春”也在相对应的文本中得到了“洵美且异”的呈现。从这一点说,段吉雄写的是我熟悉的故乡,也是让我感到陌生的,但因为这份陌生,却又让我更加认出:嗯,这就是故乡。她很古老,但她一直年轻着!迄今还在收养着我们的身体,形塑着我们的灵魂,指点着我们的前路,无论我们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
我读《礼记·月令》,就深感这也是一个“洵美且异”的文本。作者旨在规定人间一年四季的劳作和秩序,彰显儒家的淑世理想,但他总是从太阳和星星起笔。某月,太阳运行至何处,某颗星星又出现在何方,然后是大地上的动物们又在干什么,最后才是人们应如何创造,包括如何过一种创造性生活。你看,“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大地上呢,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这是多好的描写!这里的日星、东风、冰和那些动物,都是具有主体性的,和人类一起出场,在春天的舞台上,一起演唱生命的歌。这就是天人合一。道家讲天人合一,其实儒家也讲这个。《一条河流的走向》其实也是“月令记忆”,段吉雄的文本也不自觉地传承了《礼记·月令》中的这个特征。
我在本文开头说过,从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壮年到五十年代的长者,许多人写自己的故乡,无不切入食物匮乏的吃苦记忆,比较悲情,有些文本很具有催泪效果。而同样是基于匮乏,段吉雄却仍书写得那么蓬勃和豪迈。因为没菜吃,当年我们是要吃些野菜的,比如小蒜、灰灰菜,还有一种叶上长刺的“刺芥芽”。这当然是吃苦,但记忆中也确有美味的一面。但在段吉雄写来,那吃苦他一笔也不提,也绝不矫情于味之如何美令人不禁有“莼鲈之思”云云,他只将这些植物也当成生命来写,当成角色来敬,写它们“青春的激情”,敬它们的勇气和奋斗,从而也看见父辈们昂扬的生命姿态,读来十分治愈。
我们从小,还要大缸大缸地沤制红薯叶子酸菜的,然后当成粮食吃,和猪一起吃。这可绝对不是“旨蓄”,绝对是吃苦记忆,但不能不说,这也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天工开物的创造,也构成青春的养分。在《红薯叶》一文中,段吉雄就又铺写了红薯叶从生长、采摘到沤制的全过程,他还特别写到微观发酵的层面。一路读来,不做作,不矫情,有激情,有运动,立诚心,致天道,充满生命变化和升华的声响。而从事这项生活劳作的女人也是那么健壮无辜、精力充沛,她甚至因这劳作而有了性欲的萌发。稍稍出轨的笔墨,却使文章的立意又高了一些。
大家看,这哪里是写吃苦,这仍然是在写“村庄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