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三部曲”出版侧记
文/丁 燕
一
《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和《工厂爱情》被我统称为“工厂三部曲”。
虽然《工厂女孩》和《工厂男孩》是非虚构作品，而《工厂爱情》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长篇小说，但我依旧愿意将这三部作品称为“工厂三部曲”。因为在这个系列作品的内部有一种逐渐递进、血肉相连的隐秘关系。这个“链条状”作品的诞生，并非刻意为之。然而，无意中诞生的它们，又像一部编年史中完整的横切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并成长在新疆东部的城市：哈密。大学毕业后，我在新疆的首府城市乌鲁木齐生活了十七年。2010年8月，因缘际会，我从新疆乌鲁木齐南迁至广东深圳，其后定居东莞。这次五千公里的大迁徙不仅改变了我的个人生活，促使我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还为我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
从2011年至2012年，我进入东莞市樟木头镇的三家工厂打工——一家大型台资电子厂，一家中型港资音像带盒厂，一家内地人开办的小型电子厂。这些经历后来成为《工厂女孩》的主要素材。当这本书于2013年上半年出版后，我感觉意犹未尽，便开始为《工厂男孩》的创作做准备。我将采访地点依旧选在了东莞市樟木头镇。从2014年年初至2015年年底，我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到此镇采访。2016年，《工厂男孩》顺利出版。然而，意犹未尽的感觉再次浮凸而出。
在连续创作了两部非虚构作品后，我居然生出想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此后，我真的启动了这项大工程。这部虚构作品的原型人物，是我在为《工厂男孩》搜集素材时出现的。经过两年的跟踪采访和一年的艰辛创作，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2019年，《工厂爱情》在《作家》杂志得以发表。2020年，当我为这部作品寻找出版社时，暴发了新冠疫情。在煎熬了整整三年后，这部作品终于找到了它的归宿。
虽然2023年的5月和6月，岭南的天气被酷热、潮湿和“龙舟水”所裹挟，但为了配合《工厂女孩》《工厂男孩》的再版及《工厂爱情》的出版，我再次踏入了工厂。这一次，我将采访地点放在了东莞的道滘镇、望牛墩镇和谢岗镇。我集中采访了两位女工和两位男工，以期他们的故事能对此前作品给予有力补充。
重返工厂令我感慨万千。
从2011年至2023年，不仅十二年倏忽而逝，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与彼时彼地的所见所闻，景观殊异，大相径庭。
二
不知怎的，“工厂”这个词总给人一种迷迷糊糊的感觉。
然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和工厂紧密绞缠，根本无法分割。
现在，手机、汽车、电脑、电视和运动鞋等工业产品，已成为现代生活的标配；现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之国，中国有近一半的劳动力受雇于工业。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从未走进过工厂，既不知道车间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工人是如何生活的。虽然我们不断地感受着工厂那神奇的生产力，但却从未认真地思考过它。事实上，工厂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的工业产品，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然而，人们对工厂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
从第一座工厂诞生至今已过去了三百年，人们对工厂的认识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着改变。在工厂诞生之初，多数人着迷于纺织厂和炼钢厂所爆发的创造力。然而很快，人们便发现工厂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同时也带来了教训和伤痛——那些站在福特汽车厂流水线旁的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机器的附属物；那些生产各类产品的工厂，虽然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也对地球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经过反思、挣扎和顿悟，人们对工厂的态度从狂热变得冷静，继而心平气和。
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百多种工业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这标志着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的目标已初步达成。现在的中国，不仅拥有最大规模和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且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个奇迹的诞生和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户籍制度的松动，允许农民进行有条件的流动；东南沿海形成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家用电器、纺织服装、通讯设备、汽车等产业集群，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农民来打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大约是五千至七千万人。到2014年，则为二点七亿人。
时间的指针瞄准了2017年。这一年，“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成为国家级战略。
事实上，大湾区中的这十一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中山、肇庆、江门、惠州——都是岭南“项链”中最耀眼的明珠。大湾区不等同于中国，但它却藏着中国潜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大湾区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紧凑。通过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港珠澳大桥等交通工具，这个城市群已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将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区域。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想尽办法重塑自己。迁徙者为此地注入了能量与活力，而此地又反馈给这些人以现代化的生活。
三
从2011年至2023年，我在大湾区完成了“工厂三部曲”的创作。
这个系列作品的诞生，基于我在此地长时间的沉浸式采访。
在这个系列作品中，我不仅想表现工厂世界的律动与节拍，更想表现生活在此间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来自心灵湖泊的涟漪远比“事件炸弹”造成的粉碎更值得深究。通过感受、剖析与反省，我试图对一个个具体之人的复杂灵魂进行解码。我发现，越往深处挖掘，我想要表达的便越多。
也许有读者会问：为什么首先出版的是《工厂女孩》而不是《工厂男孩》？
我想说：这是机器的选择。因为机器只对特殊的身体——年轻女子的身体——充满兴趣。最初的工厂只招聘年轻女工，因为这些乡村女子通常都受过一定教育，性情更驯服，更具忍耐性，更能适应机器的节奏。而对乡村女子来说，到工厂打工不仅意味着能挣到钱，更意味着获得了逃离家庭和土地的机会。工厂让她们获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见识。最初，她们穿着朴素；几个月后，她们的装扮便显得十分时髦。因为口袋里有了钱，她们将头昂得很高，好像脖子被铁棍撑起来似的。然而，这些机敏的女子同时充满叛逆精神。当有更好的职业向她们招手时，她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工厂。
从2010年开始，工厂在招聘和留住女工方面遇到了困难。随着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农村人口的萎缩、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不平衡以及服务业女性就业岗位的增加，工厂所青睐的年轻女性资源库已接近枯竭，被迫扩大招聘范围。此后的工厂里，不仅出现了年龄较大的女工，还出现了大量男工。正因为此，我首先创作了《工厂女孩》，其后才创作了《工厂男孩》。
也许有读者会问：《工厂爱情》写的是发生在工厂里的男女情爱吗？
我想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关注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世界。在东莞樟木头镇的日资电子厂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部作品的原型人物。那是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那个男工眼神机敏，浑身都透着股桀骜不驯的劲儿。那一刻我的心里一动：这个人有戏。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他的世界，目睹了他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后再次爬起的过程。然而，当我开始创作时，并未完全按照他的生活轨迹进行描述，而是注入了必要的浓缩和适度的变形。
就这样，一步接着一步，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工厂三部曲”。
现在看来，这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条河流的诞生——先是涓涓细流，继而融会贯通，其后蜿蜒曲折，最终澎湃浩瀚。这三部作品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所涉及的内容不同，但它们都生发于大湾区，所涉及的主题都是相同的——“一个人如何与他所处的时代产生混响”。
我发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打工者对未来要发生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后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变得老练许多。当农民工进入工厂后，掌握技术的愿望十分强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主动、积极地学习，从学徒工蜕变为初级师傅、高级师傅、工厂管理者，实现了身份转变。现在，虽然机器与人工智能替代了不少普工的工作，但它们却替代不了人的判断能力。所以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人来说，不仅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更要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发现，两代打工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第一代打工者大多处于兼业状态——他们在农忙时节回家耕作，农闲时节外出打工。即便有些人处于专职务工状态，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他们大都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土地有一种依恋感。然而，和父母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疏松。他们的经历较为相似：大多出生于农村，由爷爷奶奶辈照顾长大，在农村或城镇念完小学或初中后进厂打工。他们并不熟悉农业生产，也没有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技能，但却比父母辈更会使用电子产品，更懂时尚，更想定居城市。
我发现，在工厂世界里，人的情感是不被计算在内的。工厂的全部活动都遵循着效益最大化原则——管理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生产上有精细的分工合作。虽然工人的工资已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两位数，但情感损失却是工资表忽略不计的。由于外出打工，大批农民工长期无法和老人及孩子一起生活。即便寄回老家的钱可以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但那长年累月的分离，已耗干了人们内心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缺失，却被认为是应该的、必须的和必然的。
四
有风自南，有容乃大。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适宜文学表达——文学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冷落一座城，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热爱一座城。只有当那座城与生活其中的人发生了紧密的精神联系后，它才会成为文学的描写对象。阴差阳错，我从西北边疆来到岭南湾区，并在此定居下来。曾经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戈壁、沙漠和葡萄园，如今则是高楼、货车和工业园。我的生活场域决定了我的创作方向。籍此，“工厂三部曲”的诞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事实上，我是在强烈的不适感中开始创作的。我发现我将面临两大难题——我既不熟悉打工生活，也不熟悉岭南文化。然而，当一个人在绝境中求生存时，办法便会被想了出来。我出生于西北乡村，熟悉农业生产过程及农民心理，所以，我用深入现场、长时间沉浸的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难题。面对岭南生活中出现的古怪细节，我不断深思，且求助于各类书籍，以期获得更为深入的答案。我惊诧地发现，也许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并不能天然地把握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区的文化精神，而越是具有深度的文化精神，越有可能被闯入者所把握，因为闯入者也许更能舍末求本，略知节而得精神。籍此，“工厂三部曲”的主线虽然紧紧围绕工厂生活而展开，但文化对冲则是一条如影相随的暗线。
事实上，无论是虚构或非虚构写作，都是某种特定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洞察力的综合表现，都要求作家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然而，这种方式无法凭空获得。对我来说，向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学习是每日的必修课。当狄更斯在描写伦敦、巴尔扎克在描写巴黎、德莱赛在描写芝加哥时，他们既是同代人的先驱者，又展示了独属于他们的表达方式。虽然他们所处的二十世纪和我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有很大差别，但那些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土地、河流、天空和欲望——依然存在。籍此，在创作“工厂三部曲”时我从未感觉孤单，反而有种薪火相传的责任感。
事实上，写作绝不是作家一时兴起的小把戏，它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通过日积月累的创作，作家不仅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纸上家园”，还确立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完成了“工厂三部曲”的创作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是“原来的我”。从表面上看，我只是比原来的模样更苍老了一些，但实际上，我的精神世界已像电脑被重置般发生了巨变我比原来更宽容也更勇敢了。
我对这个世界的全部谢意，都包含在“工厂三部曲”的字字句句中。感谢你，我亲爱的读者。因为有了你的存在，我的生命有了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