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谈及东莞，脱口而出的印象应多是“经济发达”、“服务业先进”、“世界工厂”等等诸如此类的词语，殊不知它还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苏东坡、孙中山、林则徐、袁崇焕等名人都在这个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留下了光亮的印记，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汉筠先生的长篇历史散文《喊魂》中得到验证。

《喊魂》由13篇文章构成，汉筠先生在每一篇文章中紧紧围绕东莞各地的历史与文化名人入笔，譬如凤岗的洪全福、宋湘，虎门的陈益，万江的张家玉，东莞的袁崇焕等等，在汉筠先生的细致梳理之下，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的拥有着精彩事迹与丰富人生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在他钩沉历史、讲述民俗、直抒胸臆的过程中陷入对历史、家国的自豪与慨叹之中。

汉筠先生虽不是东莞人，但他将自己浓烈的情感献给了生活的这片土地。他的写作，大多从个体经验入手，许多还是儿时的记忆，譬如他在《山的回响》一文中，开头写到自己三十多年前读小学时，问老师“揭开”二字的含义，并由此引出了他要描写的太平天国运动；《一个人的海丝之路》开头他提到“小时候看了一场名叫《七品芝麻官》的电影，有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台词仍记忆犹新。”接着由红薯写到了将红薯引入到东莞的陈益；《威震南粤的杀虎口》一文开头：“在我开始学会说话时，就跟着哥哥姐姐们读《狼牙山五壮士》，我听不懂他们读的意思，但从他们的表情里感到这篇文章让他们凝重更是那样的豪情满怀，《狼牙山五壮士》就这样走进我的童年，五壮士面对敌人巍然不惧的神态雕刻在我的灵魂里，坚固地竖立在心坎上。”他将自己的阅历与体验投射到东莞，融入文化与传统之中，从而完成了自己与第二故乡的交融。

日常生活中的汉筠先生为人洒脱淡然，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可在《喊魂》一书中，我看到了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形象。作为作家的汉筠先生严谨、认真、专心，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有他刻苦勤奋进行实地调查与资料搜集的身影。《一个的海丝之路》中关于谁先带红薯种子回国的事情，他翻阅了许多地方志和其他史书；《威震南粤的杀虎口》中他在整理采写资料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完成对一篇重要通讯稿的找寻；《静静的望海岭》中为了弄清对花翎一词的了解，他也是查阅了许多资料；还有《从碉楼走出来的棋圣》中他对杨官磷先生的多次采访等等。林非先生曾评价他的另一本散文集《百年听风》时谈到了“笨拙的写作方式”，用在《喊魂》一书也是同样适应的。汉筠先生的严谨与勤奋，丝毫不偷懒的做法是显得有些笨拙的，但也就是这种笨拙凸显出了这份写作的可贵，以及他内心深处对东莞的浓烈热爱。

《喊魂》一书有着很鲜明的写作特色，首先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汉筠先生的写作自由畅意，偏口语化的风格使得阅读如流水般充满愉悦，心随意动的叙事策略也更能拉近与阅读者的距离，令人真切感触到写作者的赤诚性情。同时，由于是写诗与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的缘故，汉筠先生的语言也具有了诗歌的质地，尤其是许多环境描写细腻灵动，优美雅致。其次，书中处处可见汉筠先生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散文发展到今天，我们再谈到散文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见仁见智，并且都可以讲出许多凿凿的观点，所以至于想象力在散文作品中可以到达怎样的程度，我们姑且不论。汉筠先生在书中在实证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将我们带回到遥远的过去，为我们还原了一段段久远的历史，演绎出一幕幕身临其境的百味人生。

我认为，散文归根到底讲究的是一个情字，并且《喊魂》一书也将汉筠先生的一份份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譬如，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无时不希望我的父老乡亲有田可耕，有地可种，托起自己的梦想。”这背后是他对父老乡亲的深爱；“我没有资格去谈这些宏大的理论，但我清楚无论英雄所处的位置在那儿，是专制的阵营里走出的也罢，或者从草根里站起来也行，只要一个真实的自我，只要一个为民族事业奋斗终身，任劳任冤的，我想那就是英雄。”我们从这份广义的历史观中看到的是他的一份大爱，这份爱关乎的是全人类；当他站在袁崇焕墓前，“雨在下着，忽然，一滴雨飘进我的内衣，南方出身的我从没有这样感到雨水彻骨的寒，打了一个寒颤，站在督师的坟头，深深地鞠了三躬。之后，又向身边这位山东大哥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在虎门炮台遗址前，“我沉沉地跪了下来，将那瓶舍不得喝掉的矿泉水轻轻地打开，向战壕撒去。”我们看到了一个敬重英雄，重情义有担当的汉筠先生。诸如此类的描写还有许多，可以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透出了汉筠先生的性情。

汉筠先生从湖南来到广东，一住就是二十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不断书写着自己的第二故乡，固然，时光慢慢渗出的情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若有其它原因的话，还应该是一份责任。这份责任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同时也是文学性的。他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安放此处，基于此，他才会俯下身子，潜心创作，触摸东莞的内在肌理，构建东莞的完整形象，这份对第二故乡的痛与爱，不仅属于作者，更属于东莞，这是东莞的文学传记。

（陈涛，青年评论家，中国作协外联部）

这几年，在一些打工文学论坛上，我曾建议年轻的文友：多写些快乐，少写些苦难。这当然是有所指的。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人世间只有两种状况属于人类共同的苦难：失去自由和饥饿……可是，个别年轻的文友对我的建议并不以为然，还以为我是“官二代”、“富二代”，或是“老左”，于是我写下长篇散文《爸妈，你们在天堂还吵架吗？》，算是回应。

我对林汉筠也有这样的顾虑。

林汉筠是湖南人，以其生命十分宝贵的二十几年青春融汇入东莞。打过工，当过地方刊物的编辑，至今是基层的文化干部，一路走来，一路阳光，洋洋洒洒。《喊魂》一共12篇散文，追忆的是东莞的历史，抒写的是影响东莞乃至广东、全国的许多人和事：与岳飞一样蒙受“莫须有”罪名而冤死的邓廷娟，一生忠烈、含冤而死的袁崇焕，虎门禁烟、抗英英雄林则徐、邓辅良，反清复明、重义守节的张家玉，官及太平天国瑛王却保持本色、一生清贫的洪全福，解民于贫困、把番薯引入中国的陈益，为传播中华文明而穷其一生的宋湘，战火硝烟中巍然屹立的五位抗日小英雄，功名垂册、一代棋王杨官璘……深情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经过东莞清澈的溪河洗尽了铅华的苏东坡；深刻的描述中，我们从南宋小王朝惊心动魄的覆灭中，感受到陆秀夫、文天祥两位忠贞不二、气贯山河的民族英雄的高大和伟岸。

我一直以为，凡撰写非虚构文学作品的作家，必然要有更多的承担和付出。一篇万字小文，往往却要上月上年的积累。我写《庄世平传》，用了八年。但我看林汉筠写《喊魂》，绝对要超过八年的时间。有何为证呢？杨官璘是2008年辞世的，《从碉楼走出的棋圣》记载：“我有幸采访过杨官璘先生，四次与他单独聊过天，在他的棋艺生涯中，感受大师的胸怀。”唯有像林汉筠如此用心和耐心的作家，我们的历史文化才不至于留下太多的空白和遗憾。

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可信度、厚度和深度，并非用作家“刻苦耐劳”四个字就可以阐释的，它必须是作家感情世界里的一往情深、孜孜以求，是作家美学世界里对于自由和生命的执着歌唱。可信性的基础是完整性，绝不是对生活中枝枝蔓蔓的道听途说，而是对一段完整历史熟记于心之后的慎重裁取。《喊魂》是感恩东莞的郑重回赠，但他的目光绝不仅仅局限于东莞。正如《苏东坡的东莞》中由苏东坡而联想到同样被贬的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反对宪宗皇帝倡导的一场迎佛活动，再次重走贬职之路。在潮州贬职生涯的八个月里，驱除害人之鳄鱼，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农作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使南蛮之地的潮州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城市东边整条江改名为韩江，将潮州东边的大山改名为韩山……八个月，改变了一座城市，也为韩愈精神大放光彩。有关资料表明，韩愈到潮州之前，潮州只有进士3名，到南宋也就是韩愈之后，登第进士者就达172名……”诗文并茂之下，幸和不幸，苏东坡与韩愈同为被贬官职的一代文宗，互相辉映，相得益彰。但这，又要耗费作者多少心血和汗水！

我不知有多少土生土长的东莞人能像林汉筠一样了解东莞的历史及其辉煌的内核，我想一定有的，但不多。唯有了解了东莞历史的辉煌内核——文化品格和人文气质，我们才能够理解东莞人为什么能够宽容地接纳十倍、几十倍的外地人来此安家就业，成就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美誉，成就东莞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荣誉。林汉筠的回赠早已超出了一个“新莞人”的职责，而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文化自觉。

有关非虚构文学作品是否可以虚构的争论，已经进行多时又总是缺少定论。我以为，除了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改变之外，人物的情感、生活细节以致环境的渲染，当然是作者生活感悟的主观诠释。《月落“皇洞”》对南宋小皇帝赵昺正在欣赏的《清明上河图》有如此精细的描写：“远山，祥云环绕，开卷荒凉空旷，然后由农村向郊外开始，早春的杨柳杂木已经发芽，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一队驮着薪炭的毛驴在主人的指挥下有序地走来；疏林茅舍依稀而见，抬轿的、骑驴的、牵马的，不约而同走了过来，少妇插柳枝，似扫墓而回；开市了，两岸商铺栉比，行驶于汴河上的二十多艘漕运船只，或驶或泊，尤以上土桥前的一艘欲逆水穿桥，众船工齐心协力，大声疾呼，桥上则人头攒动，货摊拥杂，形成画卷的高潮。而沿河的南北街及西南，皆为百姓平房、草棚地摊，有人在卜算，在饮食，在贩药，在修轮，相比前之热闹，似乎显得较为悠闲。忽见东角子城门楼，巍峨壮观，有驼队穿门而出……这幅画中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刻画工细，各如其分，笔精墨妙，文采斐然……”如此不惜笔墨、惟妙惟肖的描写，别以为多余，其实折射出了赵昺面临亡国之困，内心深处极度的无聊、无奈、落魄和凄怆。即使是历史学家，大概也无法求证赵昺其时其景是否真的对画卷中的人物、牲畜、房屋等等景象作出如此精细的计算，但我敢肯定，为了这段文字，林汉筠一定对画卷做出了十分细致的揣摩。

作为文学，为了强调其真实性，更为了人物品格色彩更加的鲜明感人，虚构可谓必不可少。再看看《月落“皇洞”》中文天祥被斩的那一段文字：“那天，老天爷一直沉着张脸。等文天祥上了刑场，更是电闪雷鸣。电光最盛时，竟似一条游龙。文天祥人头落地之时，忽有一道闪电劈中监刑官所在的大帐，吓得奉命监刑的张弘范躲到了几案之下。其后，有一声音在吟唱，久久不歇：休道是，国之干城，到头来，一缕英魂秋风冷，江海掩悲声。”如果是历史学家，一句“文天祥死了”或“人头落地”了，便已足够，但林汉筠如此亦人亦鬼、又虚又实的描绘，不仅增加了读者阅读的愉悦，更使他笔下的人物增色不少。寓寄、反衬、折射、直描等等文学技巧，于林汉筠来说，已是炉火纯青。

有人并不赞同文学在教化导引上的功能，对此我是绝不同意的。有人为了“语出惊人”而不惜颠倒早已定论的历史观、价值观，对此我以为必须给予强烈的谴责。我很高兴遇到了一位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同道的文友——林汉筠。他总是在文章中有意无意地感叹或拷问，比如：“妻妾成群是封建社会成功男人的一首歌。作为男人，我为苏东坡的处境鸣不平，但为他一边握着新欢的手，一边哭着前妻的魂而感动着，那种情感是俗人难以把握的。”既然难以把握，人们就得慎之又慎。还有他直面谬误的慷慨直言：“我看到过关于什么是民族英雄的讨论，在所谓的讨论话题中，竟然言辞凿凿地拒绝岳飞、袁崇焕等等血性汉子为民族英雄，让千年英魂情何以堪……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思想家不一定懂文学，文学家却一定是思想家。要不，何来“文为心声”一说！林汉筠堪称文学领域的清道夫，我们要为他鼓掌。

开卷有益，让我们都来一赏《喊魂》。

（廖琪，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