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超群

后朦胧诗时代，中国诗歌界怀着文学独立、自足的梦想，转身向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方向一路狂奔，诗人们都以“先锋”自诩，在“诗歌到语言”为止等口号的引导下，现实被诗歌抛弃在文本之外，“纯粹”“自足”成为诗歌艺术的最高理想。韩东甚至说：“世界不完美……假如我们为了使它完美而加入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诗必然是不完美的。”这一逻辑影响深远，一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众多中国诗人的集体潜意识，他们认为，通过“纯诗”的写作，为中国新诗写作找到了新出路，殊不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时代的到来，突然产生了进退维谷的尴尬，一方面因为“纯诗”过于追求语言的审美价值而导致丧失了对生活说话的能力；另一方面诗人们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感到茫然无措，被边缘化的感觉让自己的“表演”成了相当滑稽的“自嗨”。

一些清醒的诗人开始反思，中国诗歌真的能够背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诗人的现实境遇而获得所谓“纯诗”的形态吗？中国诗歌真的具备超越政治性和历史语境而获得“自足”的可能吗？一种纯之又纯，国际范又国际范的诗歌，对诗人置身的时代生活还能构成意义吗？当代中国诗歌写作到底是不是进入了一种独自呓语的时代？一系列的追问之后，必然是诗歌话语的自觉清理，必然是诗歌精神的自我反省。

今天，当我们回头检视中国诗歌一路走过来所经历的曲折和起伏，我们有理由为当代中国诗人们点赞，虽然一种不断向存在敞开的话语能力未能彻底释放，一种专属中国语境的诗歌品格尚未形成，但是，在当代中国诗人自我疗治的道路上，那种对抗式写作正在不断退场，诗人的现实境遇与诗歌的自由表达之间所形成的话语困境正在消解，生活又回到了诗人写作的现场，一厢情愿的逃避和僭越被证明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妄。承担，作为一种诗学行为上升为当代诗歌难能可贵的能力和品格被推崇，文学与政治、文本与语境、永恒与当下、责任与自由在交集与同构中，形成崭新的话语关系，为当代诗歌突破封闭式的思维模式，打下坚实思想基础。诗人们不再抽象谈论国际化、语言和意识形态，他们自觉将这一切纳入到具体的时代语境和话语实践中，在与时代要求相称的承担中，重获诗歌对历史和现实发言的能力与品格。

正是在这样一种诗学背景下，当我看到一个岭南小镇编辑的诗集《大沙田放歌》时，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感到了承担作为一种诗学品格正在当代诗人们的写作实践中渐成风气。我欣喜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自觉置身岭南大地传统而又充满活力的话语场中，通过一种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话语实践，正在重构一种自我与时代的审美维度，在富于中国特色和岭南气质的抒情模式和话语策略中，展示了沙田镇历史和现实的厚重与生机，也展示了诗人们在生动的现实语境中，通过诗歌处理现实的能力和智慧。

纵观整部诗集，诗人们无一例外都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他们的对沙田小镇的观察、体验和感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歌颂和认同，而是以诗学态度进入某种稍纵即逝的审美瞬间，通过不断阐发积攒和照亮某种永恒情感的努力，使得这种审美瞬间既不在诗人们的认知之前，也不在诗人们的认知之后，而正好在他们认知感发的过程中，如张勇的《沙田诗吟》中所写“而我在龙舟观景平台上|远眺，眼里是辽阔的天空|胸中是起伏的波澜|一只龙舟，它能否从我们的体内|抵达一座城市的母语”，时间是此刻，一种现代体验穿行在此刻的观察中，诗人与沙田之间不是一个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两者在彼此互照中，创造出新的意义，从而唤起我们生命中最高的审美体验。这种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它不是线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形态，而是一种在特定审美境界中所生发出的物我同体的生命态度，如波德莱尔所言：“成为现代人并不在于认识和接受这个永久的时刻；相反，它在于选择一种与这个时刻相关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简单的顺从和认同，而是在与环境的相互观照中建立起诗人与环境的崭新关系，同时也体现诗人与时代之间、与自己母语之间重获自由表达，所付出的更富想象力的努力。

此外，这部诗集里的诗歌，不单是简单的抒情和思考，更多表现了一种从容的叙事性。这种叙事性质的诗歌，以一种追忆、感悟的方式向存在敞开，同时以一种叙述性语调，完成对当下生活的透视和对个在经验的处理。如张增伟的《沙田诗行》“在端午当天，水面是分娩动词的摇篮|飞奔的龙舟、整齐划一的船桨、锣鼓声、呐喊声|都在剖开的动词里安身|这些词汇相互拥抱，传递关彼此的温暖|一些旧动词浮出水面，与新动词呼应|旧动词有着陶瓷般的脆弱|一盏灯光在江水中返乡，在无可复制的人间|把消散的日子粘贴在一声长叹里”比起那种传统的“歌唱性写作”，这样从容而不失温暖的文字，既让我们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又轻轻唤醒我们在岁月风涛中早已模糊的经验。它可能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写作，但由于渗透了现代诗学的某些崭新的经验，而富有更具挑战性的高度与难度，同时，也与曾经的青春写作分道扬镳，转向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与更为成熟的诗学世界。再来看肖芳的《一条路》“黎明时分。货运码头稍微宁静一会儿|海水吐出长长的丝线|滋养着老人头上的银发|他站立在海边如一座丰碑|后边跟着他的家人|青烟袅袅|缭绕在碧蓝海面|老人神情肃穆地端起酒杯，洒进海水|‘爹，娘，我们住进高楼里了’|他身后的年轻人也举起杯：‘爷，奶，我们住进高楼里了’|年轻人身后的小朋友拍着手|船来了！船来了！|阳光开始在海面上炼金子|铆足劲。码头又沸腾起来”一个个生活细节，夹带着人间烟火扑面而来，从这种写作中，我们看到诗歌正在从高高在上的“创作”导向对生活的致敬，诗歌正在从“纯诗”的语言自足中解脱，导向对存在的开放，从这种朴实而又广大的开放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诗歌对历史和时代的言说能力，再一次看到了中国诗人从“本土气质”和“国际诗歌”的自我限定中走出，走向一种崭新的富含人间烟火的话语建构和诗学实践。

当然，读完这部以沙田镇的时代生活为聚焦点的诗集，我们也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思考，比如，如何在对“纯诗”的纠偏中，预防诗歌滑向对现实的简单图解？如何在叙述性的表达中，保持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和审美张力？如何在现代性时间的体验和敞开中，重建当下生活与诗性话语的审美维度？如何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自觉承担中，保持处理过往生活经验的诗性逻辑？等等，这些可能是当下诗人们在面对文化投机主义和审美不断市场化的今天，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