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 磊
城市是人类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营造的一个生存空间，地域性是城市文化最典型的特征。不同城市作家因其独特的城市经验，其文本创作中地域性特质标识鲜明，城市历史文化和现实基因底色深沉，地域叙事成为当代城市文学不可或缺的言说存在。然而，全球化在推动多元化的同时也推动城市一体化和同质化，导致城市区别的消弭和地域个性的式微，呈现出城市地域性与共通性共存的二重性。
东莞是世界制造业名城，是著名的“打工之都”，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典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城市外来人口逾千万，各色人等杂糅相处，文学题材与城市叙事呈现多样化。随着社会的深入转型与急剧嬗变，东莞的社会生活现实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现了很多城市叙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现象，这是当下东莞城市文学创作的机遇，也是难题与挑战。对于东莞而言，相对于内地城乡的变迁，东莞本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变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国特色。东莞城市叙事是这四十年中国经验的现场，因而对它的文学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这又是东莞本土作家的一个天然优势。其中，有诸多反映时代演进和社会变迁的作品引起较大反响，也持续推动了东莞城市文学的强劲发展。
东莞文学是中国城市文学“东莞制造”的实践范本。在某种意义上，东莞文学的创作生态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学创作生态的鲜活标本，具有某种代表性的意义。东莞文学作为一种动态性和开放性的城市文学现象，持续刺激和活跃了当下的中国文坛，并随着许多文化现象的出现而呈现出许多富有价值的新质。近年来，东莞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涌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群落，其中包括陈启文、塞壬、丁燕、曾小春、陈玺、曾明了、胡海洋、詹谷丰、周齐林、寒郁、林汉筠、王卫东、黎启天、彭争武、莫寒、赵勤、夏阳、易翔等作家；在文学评论方面，出现了田根胜、黄忠顺、叶永胜、柳冬妩、胡磊、宋秋敏、严前海、许燕转、张艳红、吴寒柳、袁敦卫、张一文、曾海津、许泽平等一批面向文学现场的评论家。此外，具有现象级传播影响力的创作群落增多，在国内文学界形成了广为关注的“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长安文学现象”“桥头文学模式”等文学效应。东莞文学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新鲜、有益、独到、有效的时代生活、城市经验与美学建构。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我想强调的感受是，不要小看东莞文学，我到东莞来，有一个观察过程，我觉得东莞的文学创作力量并不弱，把它放在全国的地级市里比较，它是一个‘文学大市’。这不仅因为东莞的全国作协会员不少，还因为，东莞的作者近几年创作成绩比较突出，有些作品在全国大刊或某些重要奖项上获了奖，已经产生了较大反响。就像东莞这个城市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新元素一样，东莞的文学也具有时代性、丰富性、包容性、流动性、年轻化等特点。”随着东莞文学创作的繁荣，城市写作意识的觉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现象研究的深入，东莞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在逐渐确立。在个案意义上，东莞文学对中国城市文学研究具有普适性价值。
21世纪以来，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一直在意义的互渗同构中丰富着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本文以东莞文学为考察中心，对城市转型与城市发展中的文化生态进行整体观照，揭示和再现城市文学的“文化场域”，在文化与城市的交集互动中凸显文学语境与作家经验世界的产生机制。通过对城市化语境下东莞文学及其现象的简要梳理，对其文本特征、叙事策略及实践意义等进行解读分析，力求寻找最能凸现当下城市文学代表性与独特性的叙事形态和文本模式，以此揭示在全球化视野下，城市文学的文化身份、发展脉络、价值取向及其文本探索的当代意义和文化现象背后所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
1．转型社会与改革叙事
东莞文学，作为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饶有意味的范本，于自成一格中缓慢地进行着自我涤荡、整饬与嬗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东莞文学的定位解读，似乎老绕不开底层写作与打工文学的藩篱，对东莞文学的格调前景把持一种犹疑式的观望姿态。实际上，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文学要表达主流的现实，应该是多元的，除了底层写作，东莞的文学创作还有许多宏大的题材主旨，比如近年来就有不少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写作，如杨双奇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朱榜明、赵江的长篇小说《东江向东方》，陈玺的话剧剧本《榕树下》等，与现实社会的改革实践形成互动的言说关系，再现了城市化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型社会关系、生活图景和精神征象。作家对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现实的叙写、对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灵的描绘是有独到之处的，他们的作品是通达时代、通达城市精神的，成为现实东莞最生动的表达与诉说，充盈着鲜亮的南方精神，或隐或现地映照着东莞这座城市。作品中的叙事场景是珠三角许多城市的缩影，是新时期广东人民的创业史，是当前正在前进中的城市史，事实上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挫折与骄傲、抗拒与融合、反思与奋进的种种独特经验，刻录着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轨迹，隐喻着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进程与东莞文学四十年运行轨迹，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叙事版本而已。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隐喻，当代东莞文学事实上已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文学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演变为一种对话和印证。因此，东莞作家作品中的城市场景、南方元素和叙事意象，不仅是一种文学内容，而且是一种社会性集体记忆。这一历程作为改革实践者生命体验和社会变迁的生动显露，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城乡发展史和社会流变史。因此，对这一宏大而复杂社会现实的整体叙事与深度阐释，既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城市历史进程的形象认识，也是在后改革后工业化时代对城乡社会命运的积极思考。
2.工业社会与湾区叙事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工业”“南方”“大湾区”等构成了东莞文学的经典主题，具有其独特的美学风貌和城市特征。东莞与内地其他地方历来不同，东莞作家的文本表述带有鲜明的南方特征和人文痕迹，折射出浓郁的城市意识和湾区精神，彰显了这些作家身处沿海湾区独特的文化身份和生活体验。著名评论家和文化学者张颐武说，东莞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为中国制造和经济的崛起做了巨大的贡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业历史记忆。城市文学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保持着某种同声共气的契合，在叙事经验和观照视野上，其本身就是人类现代性场景和城市经验的重要组成，成为文学叙事和想象的一部分。胡海洋的长篇小说《太阳转身》，是后改革时代湾区社会生活的还原书写与经典叙事，折射千千万万南下打工谋生者的多维面孔与社会群像，反映社会关系变革和城乡裂变中各色人等的时代命运。评论家贺仲明认为，“小说叙写各类人物的生活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作品通过个人的心路历程折射了东莞城市的发展历史，将个人与时代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评论家柳冬妩看来，该小说“是一部新时代新移民的个人生活史、迁徙史、经验史、情感史、心灵史、精神史，是一部南下文人的精神备忘录,是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一部史诗，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下意义”。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作为一个政治修辞出现后，在文学领域关于这一区域的写作更加凸显价值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上同根同源，共同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使得各地间更易于形成积极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凝聚，基于岭南文化底色的湾区文学生态逐渐形成。挑战在于，港澳地区因为长期以来受政治制度、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局部出现了文化认同上的断裂。如何化解认同裂缝、重构湾区文化认同，是大湾区背景下城市文学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对此，东莞作家如陈启文长篇纪实文学《海祭》等也进行了相关探索性写作与研究。
3.打工社会与经验叙事
真正使东莞文学开始走向繁盛的是与“东莞制造”步履共振的打工文学，东莞亦籍此成为国内打工文学的重镇。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图景成为都市草根书写的新焦点。通过文学叙事来关注他们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及其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当代城市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目标。塞壬的散文《奔跑者》《沉溺》和丁燕的长篇小说《工厂爱情》等“工厂三部曲”系列作品，正是这一写作主题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呈现。在他们的笔下，都市成为现代人性的试验场，作品以零距离现实描述、深广痛切的人文情怀以及灵动多姿的艺术笔触，表现了新生代打工群体的人生状态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追求，侧重揭示的是这一群体进城后的生命展示。他们的作品在为底层经验平添新的叙事向度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底层写作对现实的想象性建构和文学诉求下的社会性对话。中国“农二代”这一庞大群体，是中国城市进程的生力军，又是处于底层的弱势阶层。他们有的接受过高层次教育，有人权觉醒，有新的视野和信息管道，他们开始反抗制度化歧视，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但又因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的缺失，多年来在被剥夺感、挫败感中煎熬着、无奈着也憧憬着，现实的规约使他们只能带着户籍的羁绊，怀着最朴素的野心进行打拼。作为“农二代”等底层“代言人”，东莞作家的相关文本已为东莞这座城市作出了时代语境下新的命名。从这一意义上讲，东莞的“打工文学”既是对传统打工文学新的拓展，也是对城市文学的创新加盟。当然，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想象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时至今日，这一创作趋势有延续也有新变。如果说早期更多的是“问题意识”，如今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底层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具有当下性和先锋性的探索特征，作品的锋芒直指现实生活的更深处而不再是投向小情感的私密和泄愤。应该说，这一发展态势是东莞文学走向成熟的理性征兆，也是对打着后现代欲望想象旗号的南方都市叙事文本的一种反驳，这是一种深化。总之，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是城市叙事的一个特殊文本，具有区域性和身份性特征，在自身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共时性地阐释着中国城市化的文明进程，折射出当前城市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
4.城乡社会与冲突叙事
城市和农村成为彼此的参照。从题材学角度看，乡土文学是城市文学的参照。一般而言，主流的城市文学首先以城市为其主要表现对象，然后才能论及其他。然而东莞有些作家如陈玺、周齐林、吴诗娴、寒郁等，他们以城市为叙事或抒情的出发点，但归宿地照旧写他们的乡土乡愁情结，他们更多的是从农村的角度想象城市，或许他们的局限也在于此。城乡中国是复杂的时代精神的产物，是一个浸染着城乡记忆的此在。因此城市化时代的乡土文学，会对乡土和田园意象产生全新的体认。乡土承载了当下城市所匮乏的东西，成了一种回忆、一个思念的美学对象,一个灵魂归属的符号。以这种新的框架考察城市文学，不难发现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互动依存关系。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城乡冲突中的人性考察是当下城市文学的一个表达倾向。陈玺的长篇小说《一抹沧桑》叙写时代变迁中乡村人物的不同反应及乡土中国的精神嬗变，传达出社会转型诱惑下乡土中国剩余的淳朴和真情，暴露出乡土文化的本能与局限，以及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邱华栋认为，“陈玺人在广东，心在陕西。但是，这客观上又丰富了广东文学的当代传统，补了广东文学的短板，变成了广东文学的一个新传统。”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关于城市与乡村的记录与阐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线索和源头。有关城乡的共同叙写只是其显在的一面，文学更重要的是发现现实，甚至创造现实。对此，青年作家、评论家王威廉指出，“我们愈加可以明确，城市文学肯定不能是一种仅仅针对城市的文学，它针对的其实注定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呈现、分辨、创造着崭新的人类经验。放眼未来，城市文学的意义一定会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剧烈加速而凸现出来。说到底，只要能以城市为基本视野，发现并触及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一种新的成熟的城市文学。”
5.余论
任何概念都是一种相对封闭的设定。本文以东莞文学为考察中心对当下城市文学进行分析，可能是对其他城市文学可能性解读的忽略与遮蔽。实际上任何一种视角的采用，都意味着它既有自己的视域，也有自己的盲区。回到城市文学本身，我们更多的是从作家文本中呈现的城市经验展开的，而作家的经验视域或多或少也会造成对其他题材的忽略与遮蔽。常识告诉我们，文学其实也不是由地域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譬如每一代作家所遭遇的城市与前代都不尽相同，在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上各取所需大异其趣。他们没有必要与前辈和同辈作家趋同，而是在另辟蹊径中确立自己的辨识度。从这一逻辑上讲，城市文学抑或要跋涉在不断自我解构的后现代之途，且未有穷期。说到底，任何时代的“当代文学”都在经历无情的死亡，都在经受时间苛刻的淘洗。
作为国内新一线城市，东莞文学是中国城市文学版图上的重要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城市文学区域性发展的一个实践样本，具有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步发展的当下性、时代性、典型性和文学对话性。谢有顺说，“东莞文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而更多的是精神概念。东莞有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写作者也都来自全国各地，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学书写只能是开放的、多样的、良莠不齐的，试图用一种标准来解释东莞文学，肯定都不合身。而每一次新的写作力量的加盟，都可能给东莞文学注入新的文学元素。” 城市文化是构成城市文学叙事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东莞文学的文化审视，可以挖掘城市文化许多有价值的因子特征，揭示当代城市文学发展与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譬如如何面对社会实际摆脱新都市文学的传统控驭而充分发挥其富有活力的成分，如何实现异质文化背景下对城市地域文化的再认知与新超越等等。这在凸显城市文学自身色彩的同时，也指呈了它对当代文学的标本意义和当代文化的全息意义。
从整个文学发展史来看，城市文学无疑只是一个时代性和阶段性的文学积淀和基础。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来看，城市作家群体内部本身也有着鲜明的时代裂痕，作家群体之间也有着长长的代际鸿沟和鲜明的身份分野。城市文学确实已经成为具有鲜明代际特点或时代特征的集区域性、阶段性于一体的具有相当规模和成就的文学类型。城市文学书写不可能离开中国城市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一复合性背景，城与乡始终是城市文学赖以存在的双重根基，尤其是这一文学形式始终不可能离开熟悉的城市生活场景，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中国当代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种隐喻。城市文学具有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和认知价值，其生命力在于能否有效书写当代中国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新的思想、情感与经验，以及能否以独特新颖的形式加以表现。城市文学如何反映城市的文学现实？如何基于新的价值选择而作出新的文化阐释？如何寻求一种新的价值立场和言说方式？这应该是当前城市文学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城市文学遭遇的困惑依然也是中国文学遭遇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