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笑扬，男，东莞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学习与实践》《理论导刊》等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东莞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和决策咨政项目9个；参与广东省学科共建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0个。课题（论文）曾获东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东莞市委政法委征文一等奖。

目录

简 介                                 

前 言                                 

第一章 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第一节 人类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第二节 马克思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第三节 中国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第二章 生态抉择与发展之路                       

第一节 关注生态问题                          

第二节 关注全球性问题                         

第三节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石                       

第三章 生态思潮与历史解答                       

第一节 形形色色的西方生态思潮                     

第二节 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生态思潮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                      

第四章 生态安全与技术祛魅                       

第一节 技术运用与生态安全                       

第二节 技术的异化与自然的工具化                    

第三节 技术的祛魅与生态的回归                     

第五章 生态满足与需要理论                       

第一节 需要的多层次内涵                        

第二节 需要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第三节 需要多样化与真实的需要                     

第六章 生态认同与绿色实践                       

第一节 双重认同与两种定位                       

第二节 双重逻辑与三重危机                       

第三节 乡愁迷雾与绿色实践                       

第七章  生态伦理与社会正义                       

第一节 生态批判与社会伦理                       

第二节 生态政治和价值重构                       

第三节 环境伦理与制度正义                       

第八章  生态祛魅与人的复归                       

第一节 自然报复与生命共同体                      

第二节 消费降格与意识形态归因                     

第三节 生态祛魅与和谐共生                       

第九章  生态图景与人类命运                       

第一节 生态帝国主义                          

第二节 生态敌托邦                           

第三节 命运共同体                           

第十章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                       

第一节 目标内涵与发展导向                       

第二节 当代诉求与制度需求                       

第三节 绿色发展与践行路径                       

第一章  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是统一的。在人类文明孕育发展过程中，人无时无刻不在适应着、改变着、影响着生态环境。同时，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抛向人类社会。无论中外古今，无论贫穷富裕，都离不开这一话题。关注生态，就是关切人自身，关照人类未来。

第一节  人类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家，体现出一种关系复合结构。“生态”从本源意义上来说就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内涵。在达尔文提出关于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论之后，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1866年提出了“生态学”的全新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说明了生物内部及其与环境之间存在的竞争与共存关系。

当前，人类对“生态”一词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专有领域，几乎扩大到认知的每一个领域。“生态”和“环境”这两个词语也确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更加注重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整体或系统方面。生态学的热度之高，以至于我们想要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去涉及“生态学”，已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这个时代我们谈论科学技术热火朝天，但不去邀请生态学来登场，已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科技时代，也是一个生态学时代。

生态问题的概念

生态、环境或者自然概念，在一定的话语体系中，往往有所交叉。大部分学者认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或者涉及到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时，才构成生态问题。例如，帕斯摩尔把生态问题定义为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实际后果，乔森纳·休斯则认为自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很难找出自然与非自然的区别，生态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很难做出清晰的区分，其实我们称为自然的东西很多方面已经被我们改变了。自然与人类史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社会之后的自然与人类的依存和相互作用，形成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从而构成人类的生态环境。在辩证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一定人们的活动的意义上，自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建立了特定的关系。

生态或环境问题不完全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这一事实突显了从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试图界定这些问题的困难之处。或许从上述生态内容的阐释中，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定义通常一方面取决于人类与社会的区分，另一方面取决于环境与自然的区分。德国学者萨克塞在《生态哲学》中指出，生态哲学所探讨的是自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在这一复杂关联中人们怎样行动的问题。虽然学界在概念上难以取得一致定义，但是对人类生活的地球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认知却是一致的。

人类中心主义曾一度占据着价值观的主流，这种认识在实践中把人类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判断，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却把自然界过度贬低成工具。当人类的工具主义理性占据上风，就会容易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欲、主宰感。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狭隘的关系影响制约着人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人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

密尔在《论自然》中对自然是如此定义的：自然既可以指向事物和它所有属性的集合组成的整个系统，也可以指向未受到人类干预按照其本来应是的样子所是的事物。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认为，“控制自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生态问题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其思想根源是近代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哲学。

佩珀提出，关注环境始终是哲学家的话题和兴趣点。从天地伦理规范到内心道德准则，从生物中心到人类中心主义，从科技哲学、伦理哲学、经济哲学到生态哲学，环境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无可否认，从人类视角看问题，任何学说都或多或少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排他性的色彩，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学说，都无法回避人类的视角，“物种歧视”“人类沙文主义”或“人类种族主义”也许存在，但这些不妨碍我们对更广泛价值的理解和判断。

在人类众多复杂而迷惑的问题中，定位出人类在宇宙中、自然界中的位置，解释好人类与宇宙中其他事物的关系，这些问题构成了其他问题的基础。在人类先哲的早期追问中，物种从哪里起源，人从哪里来，谁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水、火、气哪个是世界的本源和理性……，诸多问题表明，人类从诞生之初就已开始从实用的、审美的和哲学的角度思索人与周边的环境关系问题。人类学会了用火，掌握了狩猎技能和动物习性，懂得利用牛、马、骆驼等动物为人类服务，学会了栽培植物和培育新物种，这些为人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生活资料，也为部分人进行哲思提供了基础条件。

黑色迷雾遮蔽下的人性

自然是人类和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石，绿色是人类存续发展的根基，有绿色就可能有人类文明。在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里雨量充沛、植物茂盛、水肥草美，是植物生存的沃土，是动物繁育栖息的天堂，更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不仅此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玛雅文明等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的勃兴，都与绿色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后来，一些文明地区的水资源减少乃至匮乏，绿色随之而去，文明也渐行渐远。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无不得益于黄河、长江等江河浇灌的绿茵。

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往往笼罩着人口生态危机、资源环境恶化的黯淡阴霾，爆炸式数量增长造成的人口灾难令人生畏。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对环境保护的淡化和漠视，产生了触目惊心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最早实现机械化、工业化的英国，当时其棉纺织业采用新技术，成为生产量最大的产业，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化学印染工业的发展，但同时对水资源的污染也最为严重。1823年，威廉·帕特里奇的《关于羊毛、棉花和丝绸印染的使用论述》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化学印染技术的大力创新与广泛运用，一批啤酒、皮革、碱、皂、玻璃制造等与化工行业密切相关的工厂相继出现，给水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更大的破坏性影响。为了取水方便以及物流运输的便利，这些生产工厂基本上都建在河边，其排放的有毒废弃物不加任何处理就直接进入河道。

当时就有人指出，资本主义新工业带来了新的污水，但是工厂主只顾物质利益，而不顾及环境问题，不愿意在治理水污染上做出投入，使排水的河道和沟渠处于自然状态。同时，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不加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至河流中，污染物远远超过了河流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水质急剧恶化。以艾尔克河为例，它是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条河流，沿河密密麻麻分布着各种制革厂、染坊、骨粉厂、胶料厂和瓦斯厂等，大量工厂排放的废物和污水直接流入艾尔克河中，最终导致河水黝黑、泛泡、发臭，臭气熏天、恶臭四散，令人作呕。

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下那样新鲜而且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部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德里的三个或四个广场的地面上，消耗大量的氧气。街道和庭院中所有腐烂的肉皮都散发出对健康绝对有害的气味，这些气味无法自由散逸，必将破坏空气，补充氧气非常困难。被污染的河流在流经城市时也会使空气变脏。堆积在死水坑里的垃圾，废物和令人恶心的污垢不断散发出来。臭气污染了周围的空气。

美国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在1969年这样控诉道：

我们将垃圾乱扔在地上；

我们侵占了上天赋予的空地和荒野；

我们砍光了森林、剥落了草皮，使大地退化为荒芜尘土；

我们污染了生而呼吸的空气；

我们弄脏了河湖海洋连同海岸带；

我们将致命毒素排入土壤、空气和水体，危及一切生命；

我们灭绝了各种鸟类、动物，并使其他物种岌岌可危；

我们使地球上人口过剩；

我们将自然界搞得丑陋不堪、喧嚣不已，剥夺了人们享用的美景，打破了滋养其精神的静谧。

2005年3月，由各国1360名科学家多年共同完成的《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出炉，该报告指出，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强行干预，大部分支撑地球生命系统的生态环境已被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几乎枯竭。

“地球母亲，至少作为人类的家园，正承受着折磨。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空气与水被污染，极地上空臭氧层的破缺在形成，人口在膨胀，渔场在枯竭。新的疾病如艾滋病（AIDS）与埃博拉（Ebola）病毒正在蹂躏着不幸的人们，而老的疾病如结核病亦死灰复燃，令曾经创造过奇迹的抗生素束手无策。”

2018年10月2日，剑桥大学新任校长斯蒂芬·杜思齐（Stephen Toope）在就职演讲时指出，人们陷入了一个焦虑的时代。这种焦虑不仅是对人本身的，也是针对人所处的环境。在科学家们公布的濒危物种的名单上，单单2018年就增加了16000个之多。人类也面临着历史上的生物灭绝挑战，在农业的扩张、城市的蔓延与市场猎杀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植物、动物、昆虫与微生物可能消失。并且在这些正在消失或者可能已经消失的物种中，有许多比人类古老得多，并且人类一诞生就伴随着人类发展，但是却可能被人类带入灭绝的黑洞。

重压下的变革

早在1969年美国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就提出，要促进人与环境的充分和谐；促进预防或减少对环境和自然生命的危害；充分认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国家的重要性。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详细深刻地阐述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加深了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解，议程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计划，为人类保护环境、促进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在1994年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2005年，为了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严重威胁，《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签订的法规。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会议后，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积极寻求“低碳经济”发展出路。无论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采取相应对策，如对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等一系列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优惠和鼓励政策。

第二节  马克思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黑格尔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源都来自“绝对理念”，“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实现了的反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人天然就是自然之物，人在自然界之中，并且本身就是环境的产物，并且是与这个环境一起发展的。

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它们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类精神的无机界，是人们为了享受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加工的精神食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因此，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是这些个体的物理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与其他自然的个人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研究人的生理特征，也不能研究人们生活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地水文地质条件、气候条件等。任何历史记录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存在物在自身之外必然有自己的自然界，它如果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会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自然的利用范围越广，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大。动物的感性活动是纯粹天然的、无目的的本能活动，而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动物的生产是简单的生产，是在肉体需要的控制下直接的生产，人的生产却不一样，人可以了解自然美，并根据自然美的规律进行创作创造。按照马克思原话表述便是：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人们生活、劳动和繁衍后代的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客观条件”，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类共同活动的前提。自然通过自身物质、气候和其他特征的作用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同时也被人类的物质生产决定着。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改变包括自身的改变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将其称为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必须防范经济快速增长与上层建筑结构的不兼容性和巨大裂变，将发展政策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促进人类活动与生态良性运行，实现生命主体的人文关怀。

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生态学”一词，因此不可能详细讨论生态学。但是恩格斯从自然概念出发，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人、自然和社会理解为一个统一体，揭示了人、自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并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根本问题，这充分说明恩格斯的自然观富含生态意蕴。

1829年至1879年间，伦敦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大约5倍，达到每年1000万吨以上。工业革命使大规模开采煤炭成为必选项，而煤炭燃烧释放的大量烟尘、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给伦敦、曼彻斯特等主要城市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伦敦到处都是浓烟，“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形容所有的大城市”。比如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都是一些工业城市，空气中四处弥漫着煤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泰晤士河、艾尔克河、梅德洛克河被污染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描述道，艾尔克河变成了“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

由于空气污染严重，大城市居民“患慢性病越来越多”。19世纪末，呼吸道疾病，特别是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和哮喘，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从1873年起不到十年间，伦敦发生了一系列由燃煤引起的有毒雾事件，造成1800人死亡。恶劣的工作环境损害了人的一切感官，导致各种疾病的频繁发生，缩短了工人的寿命。例如，玻璃制品生产中的高温等恶劣环境“使儿童普遍虚弱多病，身体不好，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风湿性肺结核。”“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日益恶化的生存居住环境，已成为瘟病的发源地和罪恶、肮脏、传染病的巢穴。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和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在《雾都孤儿》中，他生动真实地描述了伦敦恶劣的生态环境，特别是严重的空气污染。例如，常年笼罩伦敦的有害有毒的雾气、肮脏的街道和带有恶臭气味的河流。狄更斯的小说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伦敦生态环境的大肆破坏，揭示了隐藏在严重生态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其作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恶化的两个表征，即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

马克思深切体会无产阶级在经济、身心健康、环境上的不公正遭遇，他批判英国地下室住所破烂不堪，充满瘟疫病菌，缺少新鲜空气，更缺少壮丽的大自然的美景，有的只是压榨、卖淫、谋杀以及绞架。

在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在为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包括生态权益等一系列权益的理论斗争中，把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紧密结合起来考察。马克思强烈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反动统治，谴责地主吞并农民的土地，力主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当时正是普鲁士反动政府执政，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地主阶级掠夺森林、草原和以前农民公用的土地。农民为了维持生计，被逼得到处砍伐树木维持生计，引发了生态退化。在普鲁士1836年的20万起刑事案件中，15万起案件与私伐林木、盗捕鱼鸟相关联。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马克思不得不反思现实，从法哲学理论走向革命批判的实践。他把生态问题、民生问题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有利揭露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反动性——反人民性和反生态性。

此时，在这样的环境中，马克思除了关注土地生态问题之外，还关注毁林造成的危害包括木材短缺，甚至包括动物物种问题。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必然导致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根据马克思《自然科学笔记》中的记载，他对理解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非常感兴趣——新陈代谢断裂是物质世界由于资本高效增殖而被不断进行形态改造的结果。新陈代谢断裂的结果是充满灾难性的，它们不断破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直至危机一次次大爆发。

在重心转向《资本论》的写作之后，马克思也在关注李比希、马尔萨斯、达尔文、肖莱马、安德森、约翰斯顿、塔克特、弗腊斯、基尔霍夫和拉韦涅等人的著作，这使得其《资本论》富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不仅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揭示了资本的增殖与积累跟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曾经一度因所谓生态“普罗米修斯主义”，马克思遭受到猛烈批判，让人生疑的是泰德·本顿、米夏埃尔·洛维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竟然支持这种批判。这种批判真的站得住脚吗？我们可以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多篇经典文献中找寻到他的自然生态观，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资本论》《自然辩证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伟大著作中，找寻到马克思的许多丰富的生态思想宝藏，它们隐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学科的作品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停留在简单描绘，他深入制度层面挖掘人类异化和自然物化的主要原因，抓住资本逻辑（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导逻辑）运行规律，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三种拜物教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

第三节  中国为什么要关注生态

中国对生态的关注自古有之。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又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可见，古人也强调对技术的使用绝不是随心所欲的，要严格按照时节规律，否则生态链就会断裂，造成来年无树无鱼无兽无鸟，最终人类繁育生长也会失去了保障和依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逻辑的引入、资本运作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度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处于碳交易产业链的底端，许多企业落后产能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度面临着资源枯竭、湿地锐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严重等危机，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一度困顿，特别是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大气、水、土壤严重污染成为突出短板，还有非法倒卖“洋垃圾”，过度依赖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等等。提升生态文明建设高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必然抉择。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摆脱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模式，实现为了人的真实需要而生产、以人民为中心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进程与马克思的设想可能并不完全契合，但却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无法全然抛弃资本市场，依然离不开资本的运作，也必然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我们需要最大化控制资本，降低它在生态等领域的侵袭。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这为新时代的生态实践指明了逻辑进路，描绘了一幅有机的生态图景。

建设生态文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当前，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许多国家的发展面临“修昔底德陷阱”考验。生态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超越国界、跨越大洋的全球性话题。习近平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邃思考和高度负责。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进行了理论阐释和系统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居中，也是我们实践活动应遵循的核心理念。他要求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发展理念是有机的、整体的价值观，有助于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高度看待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问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点任务，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实现自然的解放，给人民以山青湖碧水绿树茂的生态、天蓝气清、草长莺飞的环境，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统一的人必定生活在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和谐生活圈，这个生活圈必然是一种由统一的、和谐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以极快的速度消耗着地球资源、破坏着地球环境，较少顾忌对其他物种的影响，很少考虑其他地区文明的发展。生态问题已经不再是自然科学的常规议题，而是成为交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中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却可以拥有多样世界。同样，多样世界也需要人类齐力保护这唯一的生物圈。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从人类文明兴衰的高度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难以有效支撑传统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新的视角，建立生态文明新秩序。面对着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生态圈平等主义等多重价值立场的冲突和紧张，习近平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人与自然断裂的价值取向，绘制了一幅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有机联系的“生态图景”，开启了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和价值的变革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因交流而相识，因互鉴而进步，因共存而和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不可能自弹自唱、独善其身，只有多样文明共同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运行，才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人对共同体的责任，强调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共同体的成员能广泛参与到支配其生活的决策中，共同体尊重其成员多样化的个性，也必定是一个生态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模式的价值观体现，是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庄重承诺和负责任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