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南方农村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一张以“三农”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报纸。在传统媒体纷纷入冬的严酷环境中,南方农村报依旧傲然挺立、独秀岭南,一方面得益于其顺势转型的经营策略,同时也缘于其对“专门为农民说话、专业为农业服务”这一办报宗旨的执着坚守。作为一名“三农”问题研究者,我与南方农村报从陌路相识,算来至今也有十数年之久。同时,出于专业角度,在这一过程中,我对南方农村报评论版多有关注,也曾将若干作品投诸编辑并获刊发。正是在这种切磋稿件的你来我往中,我对南农评论的立场、风骨与品格有了更为切身的认同之感。唯此“三农”改革正处历史蜕变的关键时刻,唯实、求真、悯农、明理的南农之声更显铿锵。
“三农”问题交错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对话之间,穿行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共同编织的复杂网络之中,呈现于政界、学界、媒界等不同主体对于这一既关“庙堂之高”又系“江湖之远”之重大问题答案的孜孜以求之中。作为南方农村报的资深评论编辑,付伟的这本书,为我们铺展出的,便是由一家兼具社会责任与专业主义担当的媒体视角放眼望去,中国“三农”问题在峰回路转中的一条蜿蜒前路。
在这条道路上,有传统农业通过资源要素重组、制度藩篱破除、组织形态升级等途径向现代发展方式的艰难跃进;有传统乡村通过对村民民主自治的继承与发展、对集体产权关系的调整与理顺、对基层运转方式的转换与优化向现代治理格局的艰难转型;有城乡关系通过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实现公共服务均衡配置、促进权利权能充分释放向统筹发展模式的艰难切换。虽然媒介对于“三农”问题的解释理路、解释能力和解释效果,难免会受到公共舆论建构思维的影响,有着紧追社会热点的视野局限,存在动辄悲天悯人的情感掺杂,但是仅就本书所录的百篇文章而言,出自一位年轻“三农”新闻工作者的这些肺腑之言、推心之话,不时显露真淳之气,闪耀理性之光,不啻为“三农”改革发展观点原野上凿出的一眼眼清冽甘泉。
同时,作为“三农”问题诸多媒体镜鉴中的一个上佳样本,从《三农中国说》一书中,我们既可以窥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三农”问题在经过公共媒体的立场折射和信息选择之后,如何被广大受众所接受,同时也可以感受公共媒体如何以作为“第五种权力”所附着的独立立场与作为“舆论喉舌”所高擎的政治责任,苦苦探寻“三农”方程式的求解思路。作为现代社会里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讨论平台,作为有限国家下一种重要的公共权力监督形式,作为自由市场中一种重要的公共信息服务主体,媒体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它在反映“三农”现状与探讨“三农”问题时往往会处于多向利益的拉扯中,比如,对受众口味的迎合会被斥为哗众取宠,对个案问题纠结则被讥为一叶障目。而在本书中,一篇篇文字不失激扬气场的同时,更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分析的方法和寻求对策的努力,成为破题立论之中流砥柱。而这恰恰回归了公共媒体评论之本义——既生存于大众情绪与受众需求的空间之中,又能够自此纷乱场域中向天地大道孑然而行。
然而,纵观全书,论者所持观点,虽竭力避免沾染铜臭之气,但对“利义之辨”却并非截然二分,更多建立在不以舆论公器为一家私利张目的原则之上,而绝非对“市场”一词表现出过度敏感。相反,在多篇文章中,作者恰恰是将对充斥法治因子的市场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升为解决现代农业转型、乡村治理优化和城乡统筹推进过程中基层行政权力伸手过长问题治本之策的高度。立足中国实际,发挥制度优势,激活市场能量——字里行间,作者矢志“三农”的拳拳之心,正是映照在了对“三农”问题解决进程中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行为界限与互动方式的探索与尝试中。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和前沿地带,传统“三农”格局较早受到了工业化、城镇化所塑造现代发展模式的强烈冲击,也涌现出了众多在工农、城乡关系重新寻找“公约数”大背景下以顺利接驳现代大市场格局为目标导向的农村改革硕果。尤其是在乡村治理结构的深度调整方面,在佛山,便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村庄权力结构“政经分离”等政策供给领风气之先;在云浮,在梅州,便有培育乡贤理事会、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织创新解村治之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这些改革“金点子”,固然源于农民创造和政府推动,媒体传播同样功不可没。相关内容,在本书中亦多有涉及。
对于“三农”问题,学界与媒界虽然各有不同解读方式,但“隔行”并非“隔山”。媒体机动灵活、信息灵通、反应灵敏,可以第一时间敏锐捕捉到“三农”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和鲜活案例。对于“三农”研究者们来说,来自媒体的声音,同样是启发思路的触点和深入挖掘的起点。同时,在由媒体所搭建的“三农”舆论沙龙内,官员与民众、学者与商人,各界人士各抒己见、碰撞思想,岂非一桩美事?而对于南方农村报而言,其与学界交集更多,合作更密。近年来,该报不但对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团队在广东蕉岭进行的乡村治理实验施以鼎力相助,予以追踪报道,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等联合举办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迄今已是第十一届。本书作者服务南农五年之后,由媒入学,进入浙江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亦是“用以致学”的难得范例。
2015年下半年,“三农”领域大事不断。10月9日,“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仙逝;11月2日,中办国办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以顶层设计之高度为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发展定下基调,也是对杜先生毕生致力的“三农”改革事业的很好延续。改革理念见诸官方文件固然不易,改革举措付诸行动尤其艰难。单就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的设想,将牵动多少根神经!一个浮光掠影但却有唬人之功的“调研报告”呈到上层,就可能使一项好的改革胎死腹中!虑及于此,笔者常念优秀记者之不可或缺。他们反映真问题,提出好见解,胜于那些舞刀弄棒、扯旗放炮的“学者”。这也是希望所在。抚今追昔,不由慨叹:山一程、水一程,“三农”身向何处行?风一程、雪一程,“三农”改革步难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