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 畅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着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自然灾害频发,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从贵州的山乡走出来一位杰出人物——黎庶昌,他自1876 年12 月起出使欧洲、日本达十余载,并撰有《西洋杂志》等书,以自己不凡的言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迹,被誉为“贵州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黎庶昌生平及仕途
黎庶昌,字莼斋,清道光十七年(1837 年)生于遵义东乡沙滩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 其祖辈、父辈、兄弟皆饱学之士,有功名在身,并出任教职,有诗文集传世。
黎庶昌从小体弱多病,六岁丧父,靠生母、庶母纺织维持家庭生计,但他自幼勤奋好学,幼年师从伯父黎恂、表兄郑珍及杨开秀、莫友芝等黔中知名学者。咸丰七年(1857 年),21 岁的黎庶昌成为府学廪贡生,本应在贵州参加乡试,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贵州号军起义也呈燎原之势。省里无暇顾及开科取士,从咸丰五年(1855 年)起,停乡试达十五年之久。为了谋求自己的出路,在亲朋好友的鼓励和支持下,黎庶昌毅然决定离开家乡,进京去顺天府参加乡试。可接连两年的乡试和恩科,黎庶昌都名落孙山。
科场上的挫折并未改变他报效国家的志向。相反,自从来到京城,他耳闻目睹国势的衰落以及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而恰在此时,咸丰皇帝病死热河行宫,年仅6 岁的载淳继位,年号同治。当时的清廷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 为重振国势,清廷“下诏求言”。可一个多月过去,却无人献言。黎庶昌抓住这一良机,不顾自己地位卑微,向督察院呈递《上穆宗毅皇帝书》,即第一封“万言书”,力陈时政种种弊端,痛谏当今天下十二危。此奏折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令其“将所陈事件,条分缕析,详细具呈”。为此,黎庶昌又写《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即第二封“万言书”,从用人制度、人才培养、广开言路、富国强兵、禁烟五项二十四个方面陈述自己的观点。
由于这两道“万言书”,黎庶昌被清廷“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 以资造就”。初入军营时,曾氏幕府中藏龙卧虎,黎庶昌并未引起注意,只派他去稽查保甲。后来其才学逐渐显露,被曾氏所了解,并将其纳入自己门下,授之以古文义法,与名士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并称“曾门四弟子”。在曾国藩幕府,黎庶昌开始接触到“洋务”这一门新知,从此孜孜探求,逐渐脱略了旧式文人故步自封的陋习。同治七年(1868 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黎庶昌因家贫亲老,离开曾氏幕府,沉浮江南宦海十余年。直到光绪二年(1876 年),因故交薛福成推介,以三等参赞身份随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
首次走出国门,异国风情、东西方差异引起黎庶昌浓厚的兴趣。1877 年至1881 年的五年间,黎庶昌先后随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并游历了英、法、荷、比、意、奥、西、德、瑞士等欧洲国家。当时,除参加外事活动外,他还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地理、社会风俗,以及各国的造船、制炮、采煤、冶铁、纺织等厂的情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将其所见撰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此书作为早期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著作,一直备受关注,被誉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 后被编入《走向世界丛书》。
光绪七年(1881 年),清政府提升黎庶昌为记名道员,赏给二品顶戴,调其充任驻日公使。第二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日本有意借机派出军队侵占朝鲜,而当时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却毫不知情。作为驻日公使的黎庶昌从一位日本友人那里探知消息后,马上密电告知当时的天津北洋大臣,成功阻止了日本的侵朝计划。但由于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黎庶昌未得到清政府的奖赏,陈矩、薛福成等皆为其鸣不平,张裕钊也发出了“公道自在人心” 的呼声。
1883 年,长崎巡捕以搜查鸦片为名,与当地华侨产生争执,殴伤数人,其中一人至死。可当时的日本外务卿却以“误杀”为名,认定巡捕不应抵罪。黎庶昌坚决要求惩治凶犯,双方反复争辩两月之久,由于黎庶昌寸步不让, 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成功地解决了长崎巡捕殴毙华侨案,出色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与侨民的利益,得到华侨们的广泛称赞。
在日期间,黎庶昌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痛感中国惟有“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才能自强。于是,他将八年来考察东西洋的体会及对国情的认识,融汇成一套变法的方案,于1884 年写成《敬陈管见折》,交总理衙门代奏朝廷。此折曾得到李鸿章和曾纪泽的高度评价,然而在顽固派的反对下,总理衙门以“其情事不和,且有涉忌讳处”,将原折退回。
同年,黎庶昌因母丧,又值三年任期届满,回国丁忧守制。1887 年底,守孝期满的黎庶昌,因李鸿章举荐,再次出使日本,接任公使之职。驻日期间,因向皇帝上奏折时,曾附片请求为郑珍、莫友芝等建祠奉祀,而触犯了“成例”,被官降三级。任满归国后,黎庶昌未得提升(其他公使任满大多升巡抚或侍郎), 调任四川川东兵备道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
黎庶昌担任驻日公使的六年间,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上自亲贵大臣,下至布衣草莽;有八十高龄的老儒,也有二十来岁的文士,都与黎庶昌坦诚相待,霭然相亲。”黎庶昌利用他的学者身份,以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开展他的外交公关,同时也迎合了日本朝野文人热烈追求中国文化的兴趣,满足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需求,赢得日本各界人士的尊重, 为中日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他第一次出任日本公使期间,因痛惜中国古籍大量流散,于是与杨守敬合作,不惜重金广泛收罗唐宋早逸的秘本、善本。历时两年,选取其中二十六种,汇刻成《古逸丛书》。
光绪十七年(1891 年)四月,黎庶昌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他到任后即着手裁汰冗员,提倡清正守法。他创办洋务学堂,讲授英文、算术及各国概况,从学 生中选拔优秀人才赴英国留学,学习兵船、炮 台、枪炮、铁厂、测量及艺术,为四川培育了 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人才。他积极鼓励、扶持地 方工商业的发展,创建机器纱厂。同时,他还 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仿效西方公园改建五福宫 北楼等。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庆发生一 场特大火灾,烧毁房屋万余户,再加上甲午中 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使黎庶昌在精神上受到了 打击。第二年五月,成都人民大反洋教,捣毁 英、法、美等国教堂,帝国主义者的军舰开进 长江示威,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和赔偿。 黎庶昌力主按外交程序平等解决,却被人参奏 处理成都教案不力。为此,黎庶昌痛彻肺腑, 因而辞官回籍,于次年(1898年)病逝,享年 61 岁。
黎庶昌的西方观念
黎庶昌出生于西南边陲——贵州。早年的 生活环境局限了他的视野,加之“黎氏祖宗三 代都是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引 向既能光宗耀祖又能报效朝廷的科举入仕的 路”。因此,黎庶昌早期的西方观与当时其他 的传统士大夫一样,带有很强的保守性。这在 他的两封“万言书”上就有明显的反映。如在 《穆宗毅皇帝第二书》中,黎庶昌把资本主义 各国的先进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认为应当 “禁罢一切奇技淫巧”,限制“洋货”使用, 并打击学习外国技术、礼俗、服饰的人,用以 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地位。
随着他进入仕途,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后, 开始接触西方的“奇技淫巧”,对西方的科技 有了初步的认识。而当他随首任驻英公使郭嵩 焘走出国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时, 他开始重新观察这个他所谓的“夷狄”社会, 并逐渐修正自己的观点。 这时的黎庶昌对于西方的思想认识已经发 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仅抛掉“奇技淫巧”的陈 腐观念,而且开始赞叹西方的先进科技,敢于 正视当时中国的落后;并且提倡学习西方文 化。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对于西方的民主 政治有所论述,但“只作客观记述,少发主观 评论”,也许是受到郭嵩焘因写《使西纪程》 而被撤去公职的教训。其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些 许羡慕之情,尤其在黎庶昌于1879年代表中 国参加巴拿马运河筹备会后,有了更深切的感 受。但黎庶昌也并非全盘肯定,他并不欣赏西 方人的“嗜利无厌,发若鹜鸟猛兽”,“外假 公法与维持,内怀狙诈以相贼害”,曾将其比 为礼崩乐坏、群雄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
对于东西方文化方面的差异,黎庶昌并没 有一概而论,而是试图寻找其共性的部分,并 且为西洋“夷狄”之称正名。同时,黎庶昌还 引用儒家学说,用以证明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和 合理性。他曾说:“使孔子而生今世者,其于 火车、汽船、电报、机器之属,亦必择善而从 矣 !”“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务,吾知并西人 茶会、音乐、蹈舞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 耳 !”
对于西方的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黎庶 昌在《西洋杂志》中皆有所涉及。书中不仅介 绍了他所参观的制炮厂、印书局、织呢厂、瓷 器厂、造纸厂、玻璃厂以及学堂等西方先进的 科技、教育产业,而且与当时中国的企业进行 了对比。如参观完“赛勿尔瓷器局”,认为 “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 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 佳也”。由此可见,黎庶昌对于西方科技非一 概而论,而是认真观察、虚心学习其优点。
在《西洋杂志》一书中,黎庶昌除了对西 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几方面有 所涉及外,还详细描述了西洋各国的城市建 设,尤其推崇巴黎、伦敦。其中不仅涉及街 道、公园,对下水道、墓地等都有所论述。
在结束五年的西洋外交生涯后,黎庶昌先 后两次被任命为驻日公使。当时的日本经历了 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已步入资本主义先 进国家的行列。中日两国同属一个文化圈,彼 此有着深厚的联系,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与 中国一样受到列强的侵略。因此,有更强烈的 对比感。 随着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认识的深入,黎 庶昌在 1884年写了《敬陈管见折》。从中可以 看出,这份折子包含了他八年来对本国国情的 认识和考察东西洋所得到的体会,以及他有感 于自 1877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以来,清廷“遣 使八年,出洋诸公从未有将中外情形统筹入告 者”的现实。
相比于 1862年的两次“万言书”,《敬陈 管见折》与其反差极大。“万言书”防“夷” 的观念十分鲜明,而《敬陈管见折》不仅完全 解除了防“夷”之念,而且要求朝廷学习西 法,即用“夷人”之法治国。出现如此重大的 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因为他受我国资 产阶级早期维新改良派代表人物郭嵩焘、马建 忠、薛福成等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亲自 走出了国门,亲眼看到了世界,实际考察了西 洋社会。
纵观黎庶昌的一生,由昔日防洋排外的守 旧观念,发展为学习西方的先进主张,并以孔 孟之道的儒家为桥梁,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 流。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儒暗 合”,“其法为儒所包”。在他看来,中国文 化并非都已成为昨日黄花,而西方文化也并非 全是毒蛇猛兽、“奇技淫巧”。但黎庶昌也并 非全盘接受西方社会,而是进行理性的分析、 批判性的吸收。
黎庶昌所处的晚清,徘徊于传统与变革之 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 用。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既有思想传统的守旧 派,也有要求创新的洋务派。守旧派一意坚持 自以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宗之法”, 对于西方社会的一切都予以摒弃,认为这些会 鼓乱中国人的心;洋务派真正见识到了西洋的 船坚炮利,认为应学习西方,吸收他们先进的 科学技术,“以夷制夷”,而黎庶昌正是他们 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晚清第一批外交官,黎庶昌在国外长 达十一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亲身体验了被其 称之为“蛮夷”的社会,亲眼看到了昔日他所 不屑的“奇技淫巧”。这彻底颠覆了他的想法 与态度,并导致其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发生了 一系列的转变。黎庶昌在其外交生涯中,虚心 求教、平等待人,在外交的原则问题上据理力 争,并利用其特有的学者身份,运用独特的方 式进行外交活动,即文化外交。
黎庶昌毕其一生精力,悉心探索富国强兵 之术,终生实践着他“学以致用”的宗旨,冷 静、客观地看待西洋社会的各个方面,堪称中 国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中务实图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