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甘正气
最近读了不少合传,发现精彩的不多,究其原因,或许主要不是由于作者才力不济、努力不够,而是合传本身就难写。
在传主的选择上,就比一般的传记难。一般的传记就一个主人公,作者找到一个中心就行了,而大部分合传就像一个椭圆,它有两个焦点,有的合传则像当今的世界形势,是“多极”的,传主很多,如《林肯与劲敌幕僚》(古德温著)、《青年毛泽东与他的湘籍师友》(戴柏汉编)、《张大千和他的女人们》(沙叶新著)等等。
在传主的选择上,最好是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传主们之间要有较多的交往、互动,要有属于他们双方或多方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三角恋”“多角恋”也无妨,即使传主们不完全属于同一个圈子,也要有较大的交集,譬如《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跟《竺可桢与陈寅恪》(张荣明著)比,前两部书就更加厚重丰富,而后者显得干瘪苍白,似乎把写一篇短文的材料硬拉成一本书,因为竺可桢与陈寅恪并不算太熟络,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友情故事。如果作一部民国交通部长俞大维与陈寅恪的合传则非常合适,因为二者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有太多的共同经历可写。
以这个标准来看,《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并不是一个好选题——虽然这本书声名卓著,毕竟李白与杜甫也没什么深交,这倒不是因为李白薄情寡义,而是由于李白比杜甫年长11岁,难免有代沟,李白成名更早,他最佩服的人是谢朓(“一生低首谢宣城”),他与杜甫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更像师生,或者说更像今天的明星与粉丝,两人一生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次面,郭老也觉察到这点,所以在这本书里他只以“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为题写了一小节两人的故事。用上述标准衡量,司马迁写《管晏列传》还不如将管仲、晏婴分开来写,或者写一个《管鲍列传》,管仲与鲍叔牙的关联度比管仲、晏婴大多了。
第二,就是传主们的身份或地位最好旗鼓相当、铢两相称,而不能太过悬殊、判若云泥,这样才有可读性,也才有写的必要,否则完全可以将其纳入一个主人公的名下,在写该传主的生平时把其他人写进去。
由此可见,《尼克松家族》(奥尔森著)就远不如《肯尼迪家族》(罗伯特·冯·林姆沙著)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尼克松家族除了一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确实乏善可陈;而肯尼迪家族,不仅出了约翰·肯尼迪总统,他的父亲老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曾任美国股票交易委员会主席和驻英大使,大弟罗伯特·肯尼迪曾任司法部长,小弟爱德华·肯尼迪是参议员,几兄弟在通往总统宝座的征途上前仆后继。读肯尼迪家族的合传,不仅可以洞悉美国的政治,还可以了解老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与曾国藩、梁启超、傅雷不同但又相通的“育儿经”。
同理,《奥巴马和米歇尔》(安德森著)也比《克林顿夫妇传》(史密斯著)逊色,米歇尔完全被奥巴马的光芒掩盖了,人们只知道米歇尔一个身份,那就是“第一夫人”。希拉里则在参议员、国务卿任上风生水起,风头盖过当年的奥尔布赖特与赖斯,有问鼎美国总统之势,人们不会只把她看成是克林顿的妻子。尼古拉斯·韦普肖特所著《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和彼得·贝克的《布什和切尼的白宫岁月》都是选题得当、值得一读的合传。
合传难写,除了传主难以框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起来难以水乳交融、“如胶似漆”,一不小心就会写成《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传记合集或“名人录”,虽然冠以“张三与李四传”之类的书名,可张三与李四的内容泾渭分明,将书从中撕开完全不影响阅读,这就是失败的合传。合传要写成如同《我们仨》那样浑然一体、“难解难分”的“共生史”,应是“三人同舟”,而不是“百舸争流”。作者应该先对两位或多位传主做一番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把他们的交流史搜罗备至,将他们的相同点、差异点、联结点以及分歧点成竹在胸,写时形散神聚,能合二为一、合众为一,让传主们看起来像真实的合照而不是貌合神离犹如PS到一起的几张单照,才是好的合传。
著名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一书虽然不是合传,但作者写人写事时那种处处关照、“面面俱到”,那种将不同人物融入同一场景的能力却是合传作者需要学习的,譬如他写道:
“二万辆机车喘着气穿过各地乡间,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全国的青年人搞得心绪不宁。十五岁的约翰·肯尼迪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镇的乔特中学里听到了这个声音;教授演讲术的中学老师林登·约翰逊在休斯敦市也听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惠蒂尔市,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大学生晚上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不禁心里纳闷:东部地平线外的情景如何?华盛顿市又是什么样子的?”
短短一段话,囊括美国后来的第35、36、37任总统,如果每位合传作者都能像威廉·曼彻斯特这样巧妙地描写,合传不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