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粤曲音乐家陈志忠
文/何 车 谢宝岭 刘 婷
2017年8月25日，广州黄沙大道竹溪酒家，我们与著名粤曲音乐家陈志中老师相约，在此聊聊他的人生过往与艺术生涯……
谢宝玲：今天很开心忠哥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在2014年开始请了一些在粤剧和曲艺方面的老艺术家、老专家进行口述历史的访谈，经过整理编辑结集成书出版，在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上举行签售仪式，受到热烈的欢迎。有感于粤剧领域的热烈反应，我们觉得广东音乐和曲艺方面也是我们岭南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分享的经历和故事，今天我们就请忠哥介绍你从艺的经历以及曲艺界的一些趣闻轶事。
陈志忠：好的。
谢宝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艺的？
陈志忠：我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跟我父亲学小提琴了。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广州市曲艺界粤剧界的乐师，他是小提琴“头架”，是音乐大师尹自重的正式徒弟，和冯华是师兄弟，他是冯华的师兄。
谢宝玲：那你真的是音乐世家了。
陈志忠：我自小就比较喜欢玩音乐，受我父亲拉小提琴的影响和熏陶，我自己也学，他就从旁指点。我爸爸那时候和何浪平、陈奇潮、骆臻、沈伟都是同事。
谢宝玲：这是名家荟萃了！
陈志忠：因为自小受到艺术熏陶，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就正式拜沈伟为师傅。我父亲和沈伟是世家，沈伟就很认真地教我。他正式的徒弟，不包括各种学生的，有三个：陈士峰、冯志明和我。陈士峰比我早入门十来天，所以是大师兄，他原来是在越秀曲艺团，现在是在陈树荣的珠江曲艺团做“头架”。沈老师到粤剧团以后才收了冯志明，他正式的徒弟就是我们三个，沈老师是手把手教我们。我进曲艺团不久，就开始玩独奏，玩《云雀》《春到田间》，这些都是在沈老师家中一个音一个音学习的。
谢宝玲：那就是父亲陶冶了你，他算不算你第一个师父？
陈志忠：我父亲应该是我的第一个师父，接着后来就拜沈伟老师，专门学习高胡演奏技巧。
谢宝玲：你在音乐独奏这个领域跟了沈老师，由他亲自指点你，真的很幸运。你是在什么时候加入专业文艺团体呢？
陈志忠：那应该是1962年左右。当时我想进广东音乐曲艺团，但沈老师说：“你如果进省曲艺团，就可能没有这么多实践机会了。按你的艺术水平，还轮不到你出来独奏表演。你还是先进区的曲艺团，在那里实践的机会比较多。”于是他就介绍我进了海珠区音乐曲艺团，当时的团长是李飞和赖天涯，李飞是音乐名家，赖天涯是著名平喉唱家。进了海珠音乐曲艺团，我的确是实践机会比较多了。那时候沈老师更加抓紧对我进行艺术技巧的指导，我进曲艺团不到一年，就已经开始担任独奏员了，经常在广州市演出和下乡演出。在广州市演出就在音乐曲艺厅，下乡就是到四乡去演出。每场演出都有我的独奏节目，那时候我表演的独奏节目，其中一个是沈老师的得意之作《云雀》，另一个是《春到田间》。在曲艺团不到半年，我就开始担任乐队“头架”了。李飞和赖天涯着重培养我，而我自己也比较努力，在技巧和经验方面的提高也很快。我们当时学习是很专心和刻苦的，天冷的时候到台山演出，我早上起床特意拿着高胡到外面练习，手指差不多都冻僵了，但还是坚持练功。
谢宝玲：那时候大家对艺术都很执着，很单纯，没有什么杂念。
陈志忠：比如要演奏《春到田间》，我会专门在冷天去练，练习手指的灵活性，保证没有按错音。
谢宝玲：你在李飞和赖天涯两位名家的团里能够站得住脚，并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头架”，证明了你的艺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只有经过艰辛的努力和加倍的勤奋才能做到。
陈志忠：当时曲艺团有三个“头架”，一个是赵衍，他是老叔父了；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何昌华，他后来去了顺德粤剧团，他原来是李少芳的私伙“头架”。我们在广州演出的时候，李少芳就会走场过来，加唱一支曲，那行内叫作“加顶”，每张票就要加多几分钱。那时凡是李少芳来唱，就是何昌华担任“头架”给她伴奏了。
谢宝玲：何昌华的年纪比你大多少岁？
陈志忠：他年纪应该比我大十岁八岁，我那时候应该算是“靓仔”。因为我自小有父亲教的基础，再加上沈老师的悉心教导，所以进曲艺团很快就上手了。刚进专业团体没有经验，那肯定是在乐队后面玩其他乐器，比如玩中胡，一年后我就正式负责半场玩“头架”了。我在海珠音乐曲艺团可以说是“一锤锣鼓做到尾”，我从来没有离开跳到其他团体，当时李飞和赖天涯也是“一锤锣鼓”，从“靓仔”做到团长，从团长做到退休。
谢宝玲：那真的是专心致志、一心一意了。这说明你们的合作关系很好。后来你们曲艺团解散了？
陈志忠：我1962年参加海珠音乐曲艺团，到了1967年的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所有区属的文艺团体都解散了，人员都被安排到工厂上班。那时候我们也被安排到工厂，赖天涯被安排到自行车厂，李飞好像去了窗钩厂，我就被安排到海珠区机械厂，后来就到户口所在地的荔湾区第二机械厂。一共做了十几年，我已经做到五级维修班长了。到了1979年，为了恢复区属专业艺术团体海珠区文化科，因而恢复了海珠音乐曲艺团。我们原来的这帮老人，按照当时的政策，就调回了海珠区音乐曲艺团。我在团里除了担任“头架”以外，还负责了业务工作。当时我还没有担任团长职务，只是帮李飞负责曲艺团的业务。我还记得恢复曲艺团后，头台是在中山小榄演出，共演了九场。那时候专业曲艺团演出是需要排期的，由市文化局梁自强安排我们去佛山地区，到了佛山就找负责人赖妙，然后再具体安排到各个演出点，但我们还没出发，那九场票就已经卖光了。
到了1981年，那时候社会趋向听流行歌曲，我们就从团里抽了大部分人来组成凤凰音乐团（凤凰轻歌队），由广州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办公室排期演出。1982年李飞退休，就由我接任做了团长，我带领大家转为“轻歌队”，一方面是为了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市场的需要。到了1989年左右，“歌仔队”也不太兴旺了，我们又转回曲艺团。当时区属的曲艺团包括我们的海珠曲艺团，还有珠江曲艺团等，几个曲艺团都在茶座中演出。总之我们是跟着社会的需求不停地自我调整，粤剧、曲艺也要适应，对“轻歌”也要适应，这样才能生存。到了1999年左右，我已经快退休了，因为正规的演出场地比较少，不正规的场地我们又不想去，差不多停止了活动。2002年我就退休了，当时保存了海珠音乐曲艺团的牌子，但基本没有活动了。后来，我找了个活动场地组织了一个私伙局，成立了快乐乐苑，当时主要也是我们曲艺团那帮人，再加上一些其他业余曲艺爱好者一起玩。快乐乐苑到现在已经成立了二十周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还是原来曲艺团的那帮人。
谢宝玲：在音乐茶座那段时间，你是觉得在经营方面难做，所以才停止演出吗？
陈志忠：一方面是经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对音乐茶座的风气也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就干脆把它结束了。
谢宝玲：那么你现在对音乐曲艺茶座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呢？
陈志忠：对音乐曲艺茶座，我比较少接触，很难提出什么看法，现在我主要是对私伙局有兴趣。
谢宝玲：你自己提供活动场所办私伙局，每周活动两次，就等于是大家老朋友固定的艺术聚会吧。
陈志忠：我们大家在一起都玩了二十年了，大多是我们曲艺团的乐队和演员，就是用艺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谢宝玲：你一直保持着对曲艺艺术的兴趣，在私伙局领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知道香港、澳门的朋友也有回来进行艺术交流，那么港澳方面的粤曲和广州的粤曲在风格和样式上有什么不同？
陈志忠：香港也有很多私伙局。我们团原来的掌板师傅陈作贤，他去了香港，在香港做艺术教师，也搞私伙局。他有时候也带些香港的业余粤曲发烧友到我们那里玩，我们私伙局本来是不对外开放的，但老朋友到来，我当然要招呼他们啦。我觉得香港的私伙局和广州的私伙局相比，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香港的私伙局规模一般较小，连上“掌板”，五个人组成的乐队就可以开局了，击乐是一打三，一般是三架头，一个高胡，一个阮，一个扬琴。他们一般是唱完就走，在艺术上互相交流就比较少。我们只能坐在旁边听，是不能拿乐器参加伴奏，如果你一拿起乐器就是跨过界了，在香港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行规了。相比之下，广州的私伙局相对规范，起码乐队方面配搭齐全，一般加上锣鼓手起码有八个人，乐器讲究高低音搭配。广州的私伙局最好的地方是，大家可以互相学习，比如一时三十分开场，参与私伙局所有人都到齐，别人唱曲大家都在欣赏，大家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谢宝玲：对演唱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观众。如果没有观众，自己唱自己的是很没意思的。如果有观众在，无论是褒是贬，都起码有人在听我唱，有一种被认同和共同分享的感觉。
陈志忠：我除了在自己的私伙局里面玩，每周也会去霞姐、康哥那里玩。我在那里玩“头架”，都快有二十年了，我应该也算是宜和乐苑的一分子了。我觉得现在广州的私伙局最有名的就是宜和乐苑了。
谢宝玲：在那里是很热闹，有些澳门的朋友，还有黎市长、邱姨、彭哥也有去玩。张德明好像也有到宜和乐苑。
陈志忠：是的，我昨天才跟他一起玩。广州的私伙局，无论你的地方大小、水平高低，人们都比较重视。有些私伙局一周开两局、三局，大多数人都会到齐一起玩。
谢宝玲：他们中的一些业余唱家的演唱有时候比专业演员唱得更好。
陈志忠：是的，很多业余唱家唱得都很好，水平很高的。
谢宝玲：广州这边的私伙局比较规范，香港就倾向于商业化运作，因此要求不能这么高。广州的业余唱家现在不愁生活，所以玩得比较专业，水平也较高了。
陈志忠：香港的粤曲发烧友也很喜欢回来开局唱，相对近一点就会去深圳的局唱，那些都是商业运作的。
谢宝玲：很难得你几十年对艺术不懈追求和坚持，对自己的爱好十分执着。
陈志忠：对艺术我是很执着的，我在局里面，基本是按照演出的水平来要求他们的，起码要认真，态度要端正。在我私伙局的大厅，里面是开唱局，中间用一扇玻璃门间隔，有时候他们在外面聊天，声音太大影响到里面唱局，我就拿小提琴的弓来敲玻璃门，提醒他们要安静，不要妨碍别人。
谢宝玲：这就很难得了。现在很多私伙局，人们“倾计”都很随便的，你这样的要求就显得很专业了。
陈志忠：我从专业转过来，还做过团长，要求自然就会更严格。
谢宝玲：那么如果临时有演出，就可以立即找你们的团队去参演了吗？
陈志忠：是的，很多团队演出都会找我们的乐队去伴奏，像吴伟峰第一次在文化公园演出，就是找我们乐队去参加伴奏的。吴伟峰主办他的作品演出，他喜欢玩他的“边槽”，在排练的时候我觉得音色不合适、不和谐，我就叫他不要再玩“边槽”了，在旁边听就好了。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就不会去说他，但我对艺术的要求比较执着，所以就当面提醒他了。
谢宝玲：你玩了这么久的音乐，以你现在的艺术水平，有没有人提出要跟你学？
陈志忠：也有。我住的那一栋大楼，有很多音乐爱好者。有些人对我说：“我儿子想跟你学音乐。”但我婉拒了。我以前搞专业的时候也指导过学生，但现在退休以后反而没时间了，因要帮儿子处理他公司的业务，而且自己也是半桶水而已，就婉言谢绝了。我会对对方说周三、周六都开局，可以过来玩一下，但正式的拜师收徒是没有的。
谢宝玲：你儿子有没有跟你学琴？
陈志忠：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经商做生意，我有教过我孙女。她拉琴的姿势、音色和音准是不错的，但慢慢她感到和日常接触的氛围不合拍，就逐渐趋向流行歌曲，和我们粤曲是格格不入的，我就跟她说不要学了。她的兴趣是流行歌曲，没有这个传统意识接受广东音乐。她现在广州大学念书，今年是大四，孙仔在中山大学，正在读大二，是读光电技术专业的。
谢宝玲：哦，那么说在艺术方面是没有人接你的班了。
陈志忠：我太太也是沈伟老师的学生，她自小对粤曲就有兴趣，跟沈老师学唱子喉。沈老师教了她很久，一开始是学唱传统粤曲《思凡》。那时候沈老师在家里教学，有陈士峰、我，还有她。沈老师教她唱，而我是学乐器的。后来她也进了曲艺团，“文化大革命”后她就改行去做生意了，但她始终对曲艺情有独钟。我组织私伙局时，她就马上加入进来。因为没有坚持专业的指导，她就由唱子喉改成了平喉，到现在也有十几二十年了。
谢宝玲：“妇唱夫随”啊！
陈志忠：她现在在霞姐那里唱，也是宜和乐苑的会员。
谢宝玲：你们开局，霞姐去你们那里唱，霞姐开局，你们也去她那里唱？
陈志忠：是的，大家是快三十年的老朋友了。霞姐很早就开始搞私伙局了，最初是在长寿路自己家里面进行的。那时候曲艺团的李友忠和我都去她那里玩，她后来在荔湾北买了房子，然后又搬了过去。而梁启康也是很热心，出资在龙津路买了间房子给大家开展活动，叫作宜和乐苑。康哥原是粤剧老倌，以前唱戏是为了生活，现在是为了开心。他们对外活动比我们多，康哥和霞姐每年都搞演出活动，而我们只是五年才搞一次大的活动，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谢宝玲：在乐社演唱的业余发烧友有多少？
陈志忠：正常的情况下，可分两批，每一场都有四个平喉、四个子喉，每人唱两支曲，比如我太太就两局都参加，其他的人都是只来一天。每场八支曲，四个小时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坚持了这么多年，百分之八十都是原班人马，在我们私伙局没有那些是是非非，你们也是跟我们学习过的。
谢宝玲：我们那时候很正规的，穿上演出服来唱。
陈志忠：我这是受到李飞和赖天涯的影响，海珠音乐曲艺团一向很重视艺术的严肃性，很规范。无论是演出，或是平时生活的团队作风都是如此。李飞的女儿李小冬也传承了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谢宝玲：李小冬现在好像也还在唱粤曲。
陈志忠：有的，去年她还在香港演出。她哥的正式老师是陈涛。她哥在香港也搞了一个私伙局，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去年他叫我去香港参加演出，我就说自己懒得办手续了，而且我对香港粤曲的风格不是很熟悉，我和太太去观摩学习就好了。当时李小冬唱了一支《送别》。香港现在还是在用传统的工尺谱，现在广州都是用简谱记谱，简谱肯定比工尺谱先进很多。
谢宝玲：香港是以看工尺谱为荣的。
陈志忠：现在各大专业团体的乐队都是用简谱了，工尺谱很难确定时值，很难规范的，只是凭经验而已。在视谱和视唱方面还是广州这边稍微先进一点。
谢宝玲：忠哥你现在一直在玩私伙局，你退休后好像也有做过其他行业？
陈志忠：我曾经协助我儿子在自己的服装公司工作，实际上是我太太、儿子和儿媳在经营，有二十多年了。
谢宝玲：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忠哥。
陈志忠：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