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谷丰
一
李渤的白鹿，比南康知府翟溥福早六百多年到达庐山五老峰下。这只传说中通人性，常跟随主人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帮主人购买书、纸、笔、墨的神奇白鹿，没有见到过六百多年后翟溥福的伟业，只是当李渤的白鹿化身石雕之后，翟溥福才用“重建”这个词，让废墟中的白鹿洞书院重新复活，让那些苍老的石头容光焕发。
翟溥福上任南康知府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李渤的白鹿，他所能够知道的是，白鹿洞的琅琅书声早已沉寂，废墟中的石头，长满了古老的青苔。
让白鹿洞书院焚毁的那把火，点燃于元末的战乱。书院全部的楼阁殿堂，全部毁于战火，偌大一座书院，仅存贯道溪上的濯缨、枕流二座石桥。兵燹过后，便是八十多年漫长的死寂。阒无人迹的漫漫长夜，仿佛在等待一缕曙光，等待一个人来点灯。而历史，也注定了翟溥福重建书院的文化使命。
中国历史上，焚毁书院的，都是野蛮人，兴建、保护、重修书院的，则是读书人。读书人以文明的姿态，将书的种子，以私塾的形式耕耘。
翟溥福贵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却也是私塾的种子。进士之前，翟溥福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入邑庠，受业于司训黄先生。永乐元年（1403）领乡荐，会试礼闱。这些求学经历，都是知识的台阶，为一个官员日后的文化贡献，滋生了养分。
翟溥福上任南康知府，并不是从他的家乡广东东莞至江西南康的直达，而是遵循了严格的官场路线，途经了青阳知县、新淦知县、刑部主事、员外郎的驿站，最后落脚在南康府的衙门里。漫长的距离和易老的时光，最终让鄱阳湖边的南康知府，成为他上任的车马。
我在白鹿洞书院看到的白鹿，已经被时光凝固成了石雕。这是李渤没有想过的结果，也是翟溥福未曾料到的安排。以石头的形态出现的白鹿，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南康知府何岩的手笔，这只不死的白鹿，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用文字向后人讲述一座书院的兴衰。
我三次到达白鹿洞书院，每一次都在石鹿前停步。一个粗心的游客，最后一次才在坚硬的石头上，发现翟溥福的名字。这个籍贯广东东莞的南康知府，有缘进入我的眼睛，与我作为一个户籍意义上的东莞人，密切相关。在遥远的江西，在五百多年前的古老时光里，“东莞”，无疑是一个最亲切的名词。
三十年前，我两次来白鹿洞书院，那个时候的年轻和游客心态，让我目光短浅，我没有耐心看完石碑上胡俨撰写的《重建书院记》，翟溥福这个名字，与我擦肩而过。2022年秋天的第三次朝圣，因为同为粤人的缘分，我终于在坚硬的石头缝隙中，看到了翟溥福的事迹，看到了白鹿漫长的脱胎过程。其实，坚硬的石头，比李渤豢养的白鹿，更早到达这个地方，只是当李渤的白鹿化身传说之后，石头才挺身而出，那个没有留下名字的能工巧匠，怀胎十月，用铁锤凿子，将石头身上那些多余的部分去掉，才让一块粗糙的原始巨石，化身白鹿洞书院的吉祥物。从而，用一个不朽的形象，与这座书院的名字水乳交融。
李渤的白鹿，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何岩的白鹿，用那些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碑文，展示了一座书院的兴废与存亡。
二
我在《明史·人物传》中还原翟溥福的时候，南康知府的功绩簿上，第一笔就写上了重建白鹿洞书院。
在我六百多年之后的想象中，翟溥福去白鹿洞书院的那天，一定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南康知府的衙门前，可以远眺到刀劈斧削的庐山五老峰，然而南康知府却无法看清通向白鹿洞的那条曲折的路。
轿马，是翟溥福通往白鹿洞书院的交通工具，这个畅通无阻的脚力，却在庐山脚下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雄心勃勃的翟溥福，显然低估了路途上的艰辛和危险。八十多年的荒芜，那条通向白鹿洞书院的道路，已经被树木荆棘严密覆盖。刀斧开路，艰难异常。更加凶险的是，老虎出现，啸声震天。
翟溥福出发之前，曾得到过下属的进言。但是他并没有将老虎放在心上。他心里有一幅武松醉打景阳冈老虎的图画，翟溥福的决心，在披荆斩棘中实现。翟溥福看到了白鹿洞书院被毁之后的惨景和悲凉。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决心，超越了对老虎的恐惧。对于饥饿的恶虎来说，它不会有男女老幼官员百姓的选择，在它眼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它腹中的美食。
白鹿洞的老虎，并不针对翟溥福。翟溥福的前任，与宋濂齐名的著名儒生王祎，是兵火之后第一个来到白鹿洞的南康府同知。至正二十六年（1366），刚刚上任的王祎欲带领随从，去察看白鹿洞书院，手下人用道路堵塞，虎豹纵横的描述告知王祎，王祎胆怯，当即取消了行程。几个月之后，王祎鼓足勇气，再次启程，带领众人，终于到达了白鹿洞书院。《庐山史话》一书的作者周銮书先生，形象化地描述了王祎的白鹿洞之行：
到了白鹿洞书院，一看，殿堂楼阁都没有了，瓦砾成堆，荆榛遍地，有的树已经长成几围大了，满目荒凉景象。王祎只能从一些残垣断壁来想象当年书院的宏大规模，弦歌之声完全被山鸟唱和所代替了，只有贯道溪中的泉水，依旧在静静地流。王祎十分感慨，当时各路征战正在紧张进行，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恢复白鹿洞书院的旧观。王祎除了作为书院被毁坏的见证人，写下这篇游记外，没有任何作为。
在周銮书先生的启发下，我在故纸堆中找到了王祎的《游白鹿洞记》：“按白鹿洞，唐李渤读书处也。南唐升元中，始即其地为学，给田以食其徒，所谓庐山国学也。宋初，天下未有学。惟有四书院：睢阳、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兴国二年，尝赐白鹿洞九经，当时学者数百人。至崇宁末乃尽废。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为郡，始斥其旧而大之，又定为学规示学者，来学者益众，而白鹿洞之盛出他书院右。自后守其成规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废今乃如此，余亦无如之何也！”
翟溥福披荆斩棘到达白鹿洞的时候，那个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南二儒，卿与宋濂耳”的王祎已经走远了，他只在空空的废墟上，听到前人的一声叹息。
来到白鹿洞的翟溥福，站在王祎伫立过的地方，他看到了和王祎看到的一样的破败景象，不同的是，翟溥福没有叹息，他将叹息的时间，用在了谋划白鹿洞书院的重建上。
翟溥福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上级财政拨款之类的名词，倒是捐款筹资，一直是公益建设的传统和有效方式。翟溥福以地方最高长官的身份，号召民间捐款，他带头用自己的俸禄，作为捐款的引导。回到了衙门之后的翟溥福，用“先贤讲学之所，乃废弛若是，岂非吾徒之责哉”的话激励府县官绅，共商修复事宜。
所有的文献，均没有翟溥福发起捐款的数额记载，明朝正统元年（1436）的账本，没有成为后世的文物。但是捐款的力度以及南康府官员和百姓的踊跃，在迅速立起的殿堂、书斋和号房中一一呈现。死去了八十多年的白鹿洞书院，在翟溥福的努力下，彻底复活。
白鹿洞书院的生气，在邑中耆宿何博士以教师的身份登堂和从民间选拔的俊秀子弟入院受业开始蓬勃。琅琅书声，让人回到了南宋的朱熹时代，让人看到了海内第一书院的影子。
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是翟溥福为书院生徒讲课的日子，南康知府沿袭了朱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的教条，现身说法，使读书风气，为之大振。
翟溥福重修白鹿洞书院的伟业，被《白鹿洞志》记载：兴复之功，溥福为当代冠冕。
三
对于具有一千多年存在历史的白鹿洞书院来说，南康知府翟溥福，只是漫长历史绳结中间段的一个人物，他的重要性，与白鹿洞书院的死而复活密切相关。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的时候，白鹿洞只是一个地名。那个时候的学子，已经找不到了李渤豢养的白鹿，更无法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一个可以供白鹿容身的洞窟。
白鹿洞是一个李渤和白鹿到来之前就存在的地名，它是天地的杰作，而非人的命名。第一次到达白鹿洞书院的人，总免不了去崇山峻岭间按图索骥，寻找山洞和白鹿。许多次的无功而返，难免让人产生遗憾。当联想不能变为现实之后，白鹿洞书院的生徒，就自然放弃了对白鹿与山洞的追寻。然而，白鹿洞没有白鹿没有洞窟的缺失，总是会让一些读书人挂心。
一个地名的遗憾，终于被一个名叫王溱的人填补。这个在翟溥福之后九十二年担任南康知府的官员，认为白鹿洞名震天下，却无洞可观，有名无实，开洞可以使先哲遗迹不泯，使后人之景仰愈久愈切，于是下令开凿山洞。王溱的想法，出于名实相符的人间逻辑，但是，在开洞的同时，他也有疏忽和遗漏，他忘记了李渤豢养的那头白鹿。
洞成之后，王溱知府没有忘记自己的功绩，他作《新辟石洞告后士文》和《鹿洞记》两文，告知后人。我去白鹿洞书院的时候，每次都在洞的正壁上，看到了《鹿洞记》的文字。
有洞无鹿的现状，一直延续了五年，明嘉靖十四年（1535），南康知府何岩，琢石鹿置于洞中。洞与白鹿合璧，从此开始。
我在白鹿洞书院看到的白鹿洞，是山壁上人工开凿的半圆形洞窟，洞高4米，宽约4米，深6米，内墙砌以花岗岩石，地铺石砖，一只小石鹿蹲卧在石基之上。白鹿的身形和姿势，让我觉得不太满足。在我的理解中，白鹿洞的鹿，应该是一头神鹿，是李渤豢养的通人性的精灵，它不应该以瘦小的身躯，僵硬地蹲卧在地上。我的感觉和游客心态，无意中在故纸里找到了印证。
山洞与石鹿，虽然为后世的旅游增加了一处景点，为世俗的人生添上了一点谈资，但在时人看来，似有画蛇添足之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参议葛寅亮在《重修白鹿书院记》中写道：“问当年白鹿何似？一生指龛中石鹿以对，余不觉失笑。已，导余扪萝历涧，西流一石壁，紫阳手书‘鹿眠处’三字，庶几近之。然恐亦是镜中像，以白鹿寻白鹿，犹之以紫阳觅紫阳。”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也在《游庐山记》中评价白鹿与洞，“洞如城门，中置一石鹿，了无他异。”而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更是以嘲讽的口吻说：“白鹿洞本无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开后山作洞，知府何浚凿石鹿置洞中。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比这些评价更激烈的反应，来自江西参议葛寅亮。这个面对山洞与石鹿不觉失笑的官员，认为山洞不应该开凿，石鹿不应雕琢，竟然下令，将石鹿从洞中取出，埋于地下。葛寅亮于明万历四十二年的一句话，成了白鹿的灾难，从此以后，石鹿失踪，留下一个空洞寂寞的石洞。三百多年之后的1982年，人们在维修礼圣殿的时候，在二米深的地下，发现了石鹿，人们将重见天日的石鹿归位。石鹿的命运，是石鹿之父何岩未能料到的结果。
何岩雕琢石鹿的时候，白鹿洞书院的重建功臣翟溥福已经离开了现场。他没有看到石鹿的悲欢离合。
四
广东东莞至江西九江，相距遥远，中间的千山万水，在翟溥福那个时代，就是天堑和畏途。
如果不是为官，东莞人翟溥福，就不会有重建白鹿洞的功绩伟业，后人撰写的青史上，就不会留下他的名字。
巧合的是，我在砖头一般厚重的《新纂白鹿洞书院志》上，看到了另一个东莞人的名字。
罗亨信，以与翟溥福洪武二十六年（1393）一同受业于司训黄先生的情谊，和永乐二年（1404）同登进士第的缘分，在明史中出场，好友兼姻亲的关系，让他写下了《中顺大夫南康郡守翟公墓志铭》。翟溥福一生的功绩，尤其是他重修白鹿洞书院的伟业，在罗亨信的笔下，化成了白纸黑字：
因访匡庐古迹，至白鹿洞，见考亭文公所建书院遗址尚存，与僚属捐俸市材，重建宣圣殿，两庑讲堂，焕然一新。延师简民子弟，受业其中，朔望躬谒，命诸生讲论经史，有切于纲常伦理，则反复诲论，郡人来观者百十计。复取仙居令陈襄《教民格言》刻之，印散民间，俾观感循化。
文献没有罗亨信到达白鹿洞书院的记录，但是，他对翟溥福的了解，显然比一般的人更深更全面。而罗亨信本人，则是《明史》中，为官正直，为人善良的有为官员。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倡导，显然得到了官民的一致认同和支持。明正统三年（1438）的重建，以前所未有的顺利进行。据《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记载，翟溥福主持的修建，从礼圣殿、大成门、贯道门入手，再维修明伦堂、两斋、仪门、先贤祠以及燕息之所，建屋宇若干间。他力图恢复宋元原貌，但所建殿宇有所不同，略有改变。
后世的研究者认为，翟溥福之重建，功绩不亚于朱熹之振兴。所以，明正统七年（1442），监察御史张谦巡视南康时，邀请国子监祭酒兼翰林侍讲嘉议太子宾客胡俨，作《重建白鹿洞书院记》，并立碑纪念。
繁体竖排的汉字和简洁古奥的文言，在历史的风尘中漶漫不清，我用了平生的耐心，抄录了胡俨的一段碑文：
正统元年，东莞翟溥福来守是郡，考图阅志，喟然叹曰：“前贤讲学之所，乃废弛若是，岂非吾徒之责哉！”于是率僚属捐俸入以为之倡，而三邑义士叶刚、梁仲、杨振德等闻风而起，或出资费，或助力役，刬秽除荒，取材就工，先作礼圣殿、大成门、贯道门，次作明伦堂、两斋、议门、先贤祠，以及燕息之所，凡为屋若干间。兴事于三年秋七月，讫工于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刚。美哉轮奂，灿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欣戴。七年孟夏，监察御史昆明张仲益行部至南康，跃然喜曰：“能兴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择日造其所，游览之际，顾谓溥福曰：“是不可以不记。”溥福遂录其事来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师帅，教化者，政之先务；而狱讼征输、簿书期会不与焉。今溥福兴废举坠，能为人之所不为，可谓达治本，知先务矣。然必有教之之师，养之之具，拔俊髦而造就，乐菁莪而长育，俾之知明诚之两进，敬与义而偕立，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庶不负先贤立教之本旨也。他日有贤者兴，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贤之教者，则溥福今日兴建实为张本云。
石头上的这些文字，是南康知府翟溥福的颂词。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远比纸页坚硬。而何岩的石鹿，也远比李渤的白鹿生命长久。石碑上的文字，也是白鹿的证词。
五
由于视野的局限，白鹿证词之外，旅游者们看不到翟溥福的影踪。
翟溥福第一次与白鹿洞接触，是废墟上的视察，荒山野岭中与猛虎相遇，他临危不惧，视若等闲。没有人知道翟溥福的沉稳和勇气来自何方。只有文献，为我打开了翟溥福刚入官场时的一扇窗户。青阳县内有九华山，素来虎患为害，百姓恐惧。翟溥福上任青阳之后，“募壮士歼之，一境安宁，邑民建碑颂溥福之德”。
我们这个时代被国家以一级动物严加保护的老虎，已经成为珍稀濒危物种，这是一个不允许出现武松和李逵的人类横行时代，它与翟溥福那个年代，仅仅隔着六百年的时光。白鹿洞的老虎，没有成为南康知府围剿的对象，清顺治十七年（1660），著名学者黄宗羲来游白鹿洞的时候，五老峰脚下，依然“虎声震地”。
翟溥福上任江西新淦县的时候，此地没有关于老虎的文献记载，翟溥福以另一种方式，造福百姓：“新淦田里广，政务繁，尤多诉讼，溥福推诚布公，教民礼让，德政尤著，因有善政，升刑部主事，用法宽平，升刑部员外郎，处事公允，舆论赞行，为刑部尚书魏源所器重。”翟溥福后来出任南康知府，就是魏源的推荐。
南康知府，是翟溥福人生中最辉煌的一页，然而，由于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影响，许多政绩政德，都被书院掩盖了，即使文献留下的记录，也成为历史的只麟半爪，难以被后人关注，敬仰。
翟溥福上任南康知府的前一年，南康饥荒，百姓无以为食，而为富不仁的当地豪富，则囤积居奇，见死不救。饥民无奈，涌入富家，夺取米谷。知府动用武力，逮捕饥民，关入死牢，准备以强盗之名处以重典。消息传到刚刚到任的翟溥福耳里，调查证实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推翻前任的决定，将那些绝望中的饥民，全部释放，仅仅用责罚的方式予以惩戒。
数百饥民，走出监牢。重获自由之后，这些百姓从此成为翟溥福访民情，救疾苦，省刑罚，禁横征的口碑。后人用了“南康全郡，服其英明”的评价，描述了翟溥福上任的初举。
翟溥福的脚步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足印。鄱阳湖边的风浪，曾经让许多过往的船只遭险遇难。翟溥福下令筑石堤，绵延百余丈。坚硬的石头，筑起了一道港湾，为船舶避险和停泊，开启了最有效的避风港。
我在《明史·翟溥福传》、〔明〕《广东通志》、〔明〕黄佐《广州人物传》、〔明〕郭棐《粤大记》、〔明〕《广东通志》和〔明〕《东莞县志》上查到的翟溥福业绩，都是白鹿洞书院的碑记中缺席了的人生片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东莞历史人物》丛书，将先贤的行状，尤其是他的年老乞归，记录在白纸黑字中：
年六十六，以年老乞归，曾为江西巡抚侍郎赵新说；“翟君此邦第一贤守，何可听其其去”。溥福多次恳请，始得如愿。辞郡之日，父老争送金帛，溥福不受，郡民挽舟行数里，泣涕而别。当地人民建祠纪念。
溥福为官三十年，所得俸禄，多捐以营公务，家中田宅，无所增饰。归家后杜门读书，足迹不到官府，庭径萧然，自以为乐。
一个广东人，将他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印刷在遥远的江西大地上。白鹿的故事，本来已经断了，是翟溥福的到来，接续上了情节，让这个故事妙笔生花，流传后世。